周总理的26个小故事(4)

　　周恩来来到沈阳是夏天，可是这里与家乡的景色大不一样，看不到美丽的岸柳，看不到无垠的绿浪，只看到那稀疏的野花。本来，大伯父要让他在沈阳读书，但是学校在修道，先让他去堂伯父那儿的银岗书院读了半年，然后进了沈阳的东关模范学校，一学3年。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学堂，开设的课程不少，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几门课，既学经书，又学西方的哲学，周恩来喜欢。学校里有钱人家子弟多，周恩来虽然家境不好，但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经常名列前茅，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他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让全班同学传阅，有的作文，比如他写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一文，立意新颖，论述精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因而轰动了全校，并在全省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上展示，还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有一位历史教师高戈吾，发现周恩来聪明、勤奋、爱国、求上进，非常喜欢他，经常借给他一些反映历史上热心变革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周恩来得到许多教师的赞赏，如国文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语：“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还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为这样的学生，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21.在学校里，周恩来生活非常俭朴，每天，他就带两个“火烧”上学，穿着十分朴素，夏天总是穿一件白长衫，冬天，也只有一件单薄的青年袍，外面罩一件洗白了的兰大褂。但是，他对别人非常关心。有一次，周恩来去打开水，看到烧火的校工吴老头病在床上，他急忙走到床前，端水喂药，而且，还掏出自己仅有的8个铜元说：“您用它买点药吧!”吴老头知道周恩来非常节约，连买书的钱都是从嘴上省出来的，就说：“孩子，你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你的生活也不宽裕，我怎么忍心收你的钱呢!”周恩来诚挚地说：“大爷，你别客气了。你快点治好病，让大家喝上您烧的开水是最要紧的啊!”吴老头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老泪纵横。
     22.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期间，还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一开始他从淮安到沈阳很不适应。冬天，那里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别的同学在外面玩得非常高兴，可是他却宁在火炉旁，他想，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振兴中华岂不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决心好好锻炼身体。
　　他每天早上从家跑到学校，下午放学再从学校跑回家，从不间断。当时，都是土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身泥。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吹得喘不上气来。他还积极参加体育课，踢球，打拳，做体操，还用冷水擦身，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踢“熊头”。这种运动和踢足球差不多，但当时条件差，连球门都没有。在球场上他勇敢得像小老虎。有一次，他们这个班输了一个球，有的同学垂头丧气，周恩来说：“没关系，咱踢球不是为了赢几个球啊!”那个同学不理解：“那是为什么啊?”周恩来说：“我们踢球，最主要的是练好身体报效中华啊!只要能煅练好身体，输几个球算得了什么!”
    23.在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对周恩来影响很大。
　　周恩来一个叫何殿祯的同学家在沈阳郊区的魏家楼子，这个地方是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场。　　1911年暑假，何殿祯邀请周恩来到他家过暑假，周恩来本来想利用暑假多看些书，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还是去了魏家楼子，而且连续3个暑假都是在那儿度过的。魏家楼子在沈阳郊区，它南面沙河的南岸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魏家楼子村后的山上还有俄国人立下的石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残垣断壁上还可以依稀看到当年激战的累累弹痕。
　　何殿祯的爷爷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忧国忧民的私熟先生，非常喜欢周恩来这个爱读书的孩子。这位老先生还带着孙子陪周恩来去了烟龙山，讲述了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日俄战争带来的苦难。日俄战争的悲惨情景使周恩来震惊。那是1904年的一天晚上，宁静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了声声狗叫和阵阵枪声。日本兵和俄国兵在这里打起来了。日军在烟龙山设了指挥部，村里的房子被俄国兵放火烧了，乡亲们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何老先生的父亲被俄国兵活埋了，何媳藏在萝卜窖里也没能幸免，被枪杀了。何老先生做梦也盼着祖国强大，满怀热望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我老了，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使国家强大起来!”何老先生还和周恩来对对子，他说了上句：“不为列强之奴仆。”周恩来想了想对了下句：“誓做中华的主人。”何老先生听了高兴地说：“好!好!绝好!”何老先生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周恩来也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激发了“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热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伟人周恩来从小就立下了这鸿鹄之志。
　　24.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特别时行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越来越精致，这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之情。
　　敬爱的周总理胸前也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但是他戴的不是当流行的圆形毛主席像章，而是一种长条形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上，1/3的地方是毛主席头像，2/3的地方是毛主席书写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有一回，周总理去广州，宾馆里的女服务员胆子挺大，要跟周总理换像章。那时候，如果能得一枚好像章，可是一件了不起的收获。周总理笑着说：“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给你。”一听这话，姑娘赶紧自己动手摘下了周总理戴的像章，又把自己戴的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给周总理别在胸前。到了晚上，周总理又把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摘下来，仍然换了一枚为人民服务纪念章戴在胸前，这枚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一直戴到他去世。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充分体现了敬爱的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鞠躬尽瘁全心为人民，是敬爱的周总理伟大一生的光辉写照。这里，讲几个周总理生前把自己置身于人民当中，与人民同甘共苦，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吃穿冷暖，把全部的爱献给人民群众的故事。
　　25.1954的冬天，周总理听说北京的公共汽车很拥挤，老百姓坐车很困难。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周总理对秘书和卫士说：“群众反映现在坐公共汽车很拥挤，等车要一两个小时，现在咱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通告保卫部门。”
　　周总理一行三人来到北京图书馆附近的汽车站，人确实很多，等大家都上了车，周总理才最后上去。车里人很多，已经没有座位，周总理往车里走了走，抓住吊环，汽车开动了。一开始，人们都没有注意。过了几分钟，一位乘客发现了总理：“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顿时，车里沸腾起来，许多人站起来给总理让座，不少人往他身边挤，有的人还把手伸过来要和总理握手。秘书和卫士都非常着急，怕把总理挤倒。周总理挥着手大声说：“请坐，请坐，别挤!”这时，一位乘客挤过来，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吗!”有的乘客非要让总理坐下，总理坚决不肯，一直站着和大家亲切地说着话。总理向他们在哪儿工作，住在哪里，生活怎样，每天上下班坐车要多少时间。车走了几站以后，秘书和卫士劝总理下车，说：“情况也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总理还坚持坐下去，下了车以后，总理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夜晚走了大半个北京城。
　　情况搞清楚了，总理很快召集有关部门同志负责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办法。他还提出许多可行的具体建议。比如，画出人行横道线，在繁华路口的马路中间设安全岛等，就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保证行人的安全
　　26.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了1975年秋天，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的发展，即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转为“鳞状细胞癌”之后，恶性程度更高了，并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继而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他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已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
　　从11月下旬起，他身体已十分虚弱，连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没有力气，要依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把便盆塞进身体下面去才行。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通过“蠕动泵”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得改为每天静脉输入抗菌素治疗药物，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使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与次数明显增加。进而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
　　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肆虐。它们每时每刻在吞噬着周恩来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已失去了作用;满脸胡茬，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那双令敌人望而丧胆、使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已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
　　病重期间，每当剧痛袭来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并安慰和鼓励他们：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受癌症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会突破的!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问大夫：“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 ...........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12月20日，生命已经处于垂危状态的周总理，向应约前来的罗长青询问台湾的近况。谈话不到15分钟，周总理就昏迷了过去。1月7日11时，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用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