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选刊》（上半月选刊版）2016年12期抢先看(4)

也许是身为功勋演员，维克多得到了精心治疗。他后来还是恢复了歌唱的能力，从那一年以后每年开始疗养。维克多带来的物品里还有一个证明他参加过救险的红色小证书。他说，乌克兰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只要是在切尔诺贝利受过伤害的人，都可以在上面注册。有了证明文件后，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还包括水电费、公交等优惠，还有一年一次的免费疗养。“不过因为目前乌克兰经济不好，这些优惠都取消了。”维克多看着小本子的眼神，多少令人心酸。

如今那些文件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维克多每年还要继续接受治疗，但药费要自己付。“如果你当时知道真实的辐射值的话，还会去吗？”面对这个问题，维克多陷入了简短的停顿，然后又突然坚定地说：“还是会去的。那时比我们年轻很多的小伙子都在那里，不顾生命危险地抢救，我被感动了，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事情，让他们好一点。当然也有点后怕，但那时我们受到的教育就让我决定要去，我不后悔，因为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了。去那里是危险，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既然需要，为什么不是我去？而且跟那些更年轻的人比，我还是很幸运的，这就是生活。”

当被问到子女怎么看他当年的举动，是英雄行为还是一件不值得的事，维克多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在他们眼里我肯定不是英雄；但是我希望他们会以我为傲。”即便是苏联解体了，他也坚定地觉得自己的举动是值得的：“这些付出都不是白做的，虽然国家没了，但人民在。我们想保护的人，最终还是保护了。再说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成长的一部分，这是我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如果再回到那时候，我还是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无知与谎言

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后，云层所携带的放射性粒子，随着雨水降落。我们现在观察切尔诺贝利的辐射图，会发现那些辐射点像花豹斑点一样，散落各处。其实不被外界注意到的是，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离明斯克约320公里，但因为当天的风向，60％的放射性物质都被吹向了白俄罗斯。这个国家因此成为这次灾难最大的受害者，23％的国土受到了核污染（乌克兰为4．8％，俄罗斯为0．5％），26％的森林及河流处于污染带内。包括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都生活在污染区内，很多人健康受到危害，她的母亲双目失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孩子中有250—300人得了甲状腺癌。

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其实是以双重身份进入这场灾难的。作为亲历者，她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作为记者，她又用职业的冷静记下他们描述的每一个细节，她没有运用过多的写作技巧，只是忠实地记录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苦难。如果不是她的记录，我们不会知道，鸡冠因为辐射变成了黑色，牛奶也因此变成了白色粉末。这一系列口述的最后一篇，是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的泣诉，她悲愤地追问：“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谁有这个权力？”

这位“清理人”妻子的追问，其实也是阿列克谢耶维奇隐藏在文字后的追问：谁该为这场灾难负责？

尽管外墙已残破不全，仍能看出普里皮亚季宾馆当年在小城的中心地位。发生爆炸48小时后，这里已经成了一座空城，而第一批赶来的专家与军方人员就把指挥总部设在这里，开会讨论应急方案。“这说明他们也不了解辐射有多危险。”导游摇摇头叹了口气。这群专家当时甚至还乐观地认为，反应堆到五六月就能恢复使用——如果说，30年前普通民众对核辐射的防范和危害缺乏一定了解的话，彼时苏联专家们对核灾难的认知水平和安全性的轻慢、自大令人意外。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坚决否认苏联最高领导层隐瞒事故的说法。事实上，直到爆炸发生两天后，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4月28日，布满放射性粒子的云层飘到了瑞典。瑞典一家核电厂侦测到了一路飙高的辐射值，政府甚至为此派出一个战斗机中队，测量云层的辐射。他们反过来向苏联方面询问，苏联高层才彻底了解到发生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后来检讨说，“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使得无论领导层和公众，都对核知识知之甚少。此前，苏联的一位著名核专家告诉戈尔巴乔夫，反应堆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在7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痛心疾首地说：“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

专家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认识更是有限。而且在当时的宣传下，很多人坚信凭着俄罗斯人的英雄气概，战胜核辐射这个根本看不见的敌人更不在话下。有一位受访者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忆，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他们从自己的渠道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回国，而他们的举动遭到了切尔诺贝利人的嘲笑：“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竟然还测量罗宋汤和绞肉的辐射量，真是可笑！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儿！”

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

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时，伊万·帕特雷利亚克刚好10岁。如今身为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他，仍然记得那年春天，突然“谣言”四起：有人传切尔诺贝利发生了爆炸，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基辅。伊万记得，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暗地里偷听国外广播。

伊万的父亲是苏联一位非常有名的化学家。他在家里开始用仪器自己测辐射，发现阳台的辐射量远远超过正常标准。“那时候基辅的天气跟现在一样好，我们小孩子也不懂什么叫辐射，因为阳光、蓝天都是正常的，所以根本不听大人的话，还是跑到院子里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