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揭开“维权”事件黑幕（2）

　　◎借助“热点”炒作煽动　网上网下兴风作浪

警方查明，在多起敏感案事件中“冲锋在前”的“超级低俗屠夫”吴淦，是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专门聘任的行政助理。他虽然不是律师，但在所里“地位”特殊，月薪过万还有专门的“活动经费”，深受周世锋的倚重，直接参与该所的重要决策。

“吴淦曾经发起声援山东曲阜薛某某案件、黑龙江建三江事件和郑州十人被拘事件。吴淦毫无法律背景，周世锋就是为了利用吴淦的名气提高锋锐所的名气和影响力，同时也获得更多的案源和财源。”翟岩民认为，周世锋看中的，正是吴淦什么事情都敢干，并且点子多，行为足够吸引眼球。

据介绍，把普通事件炒作成热点事件，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和网民跟进，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是锋锐所一贯推崇的做法。

“周世锋在代理案件时，除了看代理费的高低之外，主要看有没有炒作点。”犯罪嫌疑人、锋锐所律师黄力群供述，“周世锋自称律师界的宋江，专门招收一些不遵守法律准则的‘死磕’律师，用违法的手段炒作代理的案件。他主动把这些人拉拢起来，给他们资助，让他们觉得有强大的后盾。”

办案民警介绍，遇有敏感案事件，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在庭外、网下声援滋事，内外呼应，相互借力，成为炒作敏感案事件的直接推动力。

犯罪嫌疑人王宇就是锋锐所众多所谓“死磕”律师之一。据了解，王宇不仅被质疑律师执业履历造假和“吃空饷”，还曾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在天津与铁路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将１８岁的张某某打伤致其耳聋，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出狱后，她热衷于插手炒作敏感案事件。例如，在代理苏州范木根案件中，她在网上发帖故意歪曲案情，使得很多人盲从跟进。开庭时，法院前就聚集了数百人“声援”、围观；庭审中，王宇大闹法庭，直至被当场带离，然后在庭外跟“访民”互动，一起打横幅、喊口号，引来更多人围观、制造影响。

“锋锐律师事务所的许多律师和工作人员的风格就像吴淦。刘四新是刑满释放人员，没有律师证，对我国现行体制非常痛恨；王宇多次大闹法庭和看守所；王全璋连整句话都说不清楚，表达能力很差，但什么案子都敢接。”翟岩民供述。

对于锋锐所律师代理炒作案件的做法，多名犯罪嫌疑人将其描述为“新、奇、特”：

新，就是要有新思路，让律师不要像以往那样按照法律程序走。“在公安机关听警察的，在法庭听法官的，他们说什么是什么、不敢反抗，那样是不行的。要强势一些，不要听他们的，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周世锋曾这样告诉翟岩民。

奇，就是能请到一些像吴淦这样的“奇人”。发挥这种人“敢冲敢打”的“特长”，做出一些常人做不出的事。比如，吴淦曾经把一女干部头像贴在裸体模特模型上，在网上直播“每日一睡”；也曾在法院门口给某高院领导“设灵堂”。

特，就是用一些特别的方式，例如，在网上网下声援炒作围观他们代理的案件；举报、投诉主审法官、办案民警和当地官员，号召网民对他们人肉搜索，给他们施压；组织案件当事人、亲友以及不相干的人围攻政法机关，以此向政法机关施压，达到在正常法律制度内无法达到的代理效果。

“锋锐律师事务所代理、炒作过多起敏感案件。”黄力群说。周世锋经常教唆律师在代理案件中故意挑事，这些律师回北京时，周世锋还会安排人员拿着鲜花去接站，并公然表扬这些律师干得好。

◎各怀鬼胎扬名获利　制造混乱另有所图

那么，这些“维权”律师、推手和“访民”在一次次“维权”炒作中能获取什么好处？他们这样做是否还有更深层的目的？

黄力群、翟岩民、吴淦、刘星等人供述，他们的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这种炒作模式之下，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有利可图——

对于律师而言，本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介入后使得事件、案件的关注度更高，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律师也会因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果能代理还能挣代理费。

对于律所里的非律师人员，例如吴淦，“在炒作敏感事件中，既提高了名气，扩大了影响力，而且在每次募捐中借机敛财，落下了不少钱。”又如，负责向境外网站发“声援”新闻的人员，“他们发完东西署自己的名字，那些网站的人会找到他们，给他们钱。”

对于“访民”而言，尽管与这些敏感事件没有关系，但他们参与其中，首先能够借机让自身诉求得到律师的援助；其次，能够引起自己家乡政府的关注，对于解决自身诉求有利；同时，还能得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利益，除了差旅费实报实销之外，还能得到数百元的补助，如果被拘留还有“拘留补贴”。

对于翟岩民这样的推手而言，每参与一起敏感案事件，能领到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的“补贴”，在“圈”内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我感觉很好，因为我没有收入，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得到别人特别是访民的尊重。”

对于律所而言，炒作是扬名获利的“捷径”。经过一系列热点案事件的炒作，锋锐所名声大振、财源广进。正如周世锋所言，用法律框架内的方法很难打赢一些官司，就是要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赢得官司，让其他人都看到锋锐所在这方面的本事。

连日来，黄力群、翟岩民、吴淦、刘星等人对自己的涉嫌严重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认识到了所谓“维权”活动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我被周世锋给骗了，他利用了我曾在国家机关工作的身份，为他自己抬高身价、招揽生意。我成了他的招牌和工具。”黄力群供述，周世锋不但怂恿他提前退休，而且几次设套，不告知案情却让他去代理敏感案件，并安排记者采访他，“把我当成枪使”。

“我们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交通堵塞等严重的社会混乱；错误引导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让他们对政府产生不好的印象，甚至也要参与进来；给其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炒作的机会，达到他们丑化政府形象以及更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翟岩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