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王后曾喜爱简洁服饰 被公众批不奢华失体统

　　另一方面,安托瓦内特其实也有喜爱简洁服饰、崇尚自然的一面。她在凡尔赛的小特里亚农宫里常常与同伴们一起装扮成牧羊女,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馆里至今保存着她如此打扮的版画。在另一幅流传下来的著名肖像画中,王后只穿了一条极其简单的白色平纹纱裙,全身上下毫无装饰。这种简洁的白色长裙也是当时上流社会女性中悄然流行的一种风尚,当然这股风潮还远远撼动不了华丽装束的统治地位。然而就是这幅画为她招致了意料不到的抨击,公众舆论认为王后这样打扮是有失体统。所以说,现存的图像资料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多面的安托瓦内特。她在服饰上的穷奢极欲既是个人的爱好也是作为统治阶层权威象征的必需,与此同时,她所表现出来的对简洁自然风格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当时法国上流社会慢慢涌现出来的新的审美倾向的体现。这种新的审美倾向或者说审美趣味将会在大革命爆发之后大行其道。

　　澎湃新闻: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女性服饰发生的显著变化是什么?

　　汤晓燕:大革命爆发之后,巴黎街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首先几乎所有女性都抛弃了此前华丽精致的装束,转而穿上较为简单朴素的服装,不论是从款式还是面料的考究程度而言,简洁的风格大为流行;那种高耸的发型或者是装饰着许多缎带羽毛的帽子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发饰。

　　第二个突出的现象是,许多女性用富有革命含义的服装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比如服装面料采用红蓝白三色,法国国旗上的红蓝白三色是大革命时期确定的,这是支持革命的象征;或者是穿着条纹图案的裙子,条纹图案来源于英国,当时法国上流社会十分推崇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不论是男女服饰,采用条纹图案就暗含支持立宪制,当时甚至有巴士底狱模样的小耳环出售,因为攻占巴士底狱是大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

　　这些服饰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许多著名的时尚商人在革命来临之初就随同贵族出逃,巴黎繁荣的时尚行业在革命爆发之后陷入困顿。而更重要的是,在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服饰成为人们表达立场的绝佳工具。拥护革命者用服饰表达对革命的支持,而反对革命的保王党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对革命的仇视心态,比如红白蓝三色的徽章成为革命重要的象征物之后,保王党们故意在帽子或外套等显眼的地方佩戴黑色或白色的徽章;在革命政府颁布《反不宣誓教士法》之后,有些女性用服装上的宗教图案来表达对该法令的不满。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女性只是盲目地追求时髦或者有些谨慎的人用拥护革命的服装来掩饰他们真实的立场。

　　简单地说,大革命爆发之后,服装,不仅仅是女性服装,成为区分立场与团体最快捷的工具。在服装成为革命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原本属于日常生活范畴的外在表象就转化为权力角逐并且再现自身的载体。这一点不仅在大革命期间的女性服装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离我们更近的许多历史事件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澎湃新闻:三色徽作为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象征符号,除了审美意义外,更有政治内涵,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三色徽之争”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文化是什么?

　　汤晓燕:三色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是流传时间最久、最被人接受的革命象征物,一直到此后的拿破仑时代、1848年革命期间,仍然有许多人佩戴它,组成它的红白蓝三色至今仍是法国国旗的颜色。大革命期间有过一个重要的“十月催驾事件”,也就是巴黎妇女到凡尔赛把国王一家“劫持”着带回巴黎,这一事件的起因就是有传闻说在王后举办的宴会上,有人把当时已经被视为革命标志物的三色徽章撕下来,扔在地上踩踏。这一传闻激起了公愤,导致“十月催驾事件”。由此可知,三色徽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不过,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三色徽之争”。按理说,三色徽是所有支持革命一方都乐意佩戴的,但是同属革命阵营的女商贩和另一些更为激进的组建了自己的革命俱乐部的女性之间却因此产生严重分歧,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后者要求所有女性都要佩戴三色徽章,但商贩们因自身经济利益受损而对某些革命措施不满,故而反对这一强制性要求,并且进一步把性别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引入冲突之中。女商贩们提出,女性就不应该卷入政治斗争,因而也不应当佩戴三色徽这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装饰物。最后因为这样的纠纷导致了多起冲突事件,最终革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了当时唯一一家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女共和革命者俱乐部”。

　　通过小小的三色徽引发的冲突现象可以看到如下事实:首先,支持革命的阵营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因为经济利益、政治理念等多种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其次,革命者所颂扬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理念实际上并非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普世价值,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女性并不具有与男性一样的理性及政治能力,所以她们也不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因此,一个不起眼的服饰现象可以透射出革命群体内部的分裂以及两性关系之间的不平等。

　　澎湃新闻:有一些激进的革命女性“不爱红妆爱武装”,甚至穿着男装到国民公会请愿,她们这样做的目的和诉求有哪些?

　　汤晓燕:首先,这些激进的革命女性穿着的并不是普通的男装,而是当时国民自卫军的军装,或者是经过她们自己改造的类似于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而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国民自卫军,像仆役、黑奴以及纳税达不到一定标准的人不属于“积极公民”,因而并不具有加入国民自卫军的资格,女性当然也属于被排斥在外的群体。

　　众所周知,大革命颁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但是这个《人权宣言》其实并不覆盖女性。因此,有一些激进的革命女性为自己撰写了另一个版本的《女性人权宣言》,宣称女性应当拥有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因此,当时穿着男装去国民公会请愿的女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呼吁给予女性同等的权利,例如受教育权、担任公职权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请求是希望能加入国民自卫军,拿起武器与她们的父兄一样抗击敌人。

　　从流传下来的图像资料可以看到,这些女性不仅穿着男装,脚蹬马靴,有的甚至佩戴着弯刀与短枪,她们试图通过这样的装束来证明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当时,不仅仅在革命的中心巴黎,在外省的几个大城市,像南特等地,都有类似的请愿活动。这些穿着军队制服手持武器的女性在当时被人们称为“亚马逊女战士”,这是沿用了古希腊有关骁勇女战士的传说。

　　但是,当时的革命政府并不支持这些革命女性的举动,即便有女性如同中国古代的花木兰一样乔装打扮成男性,潜入军队立下战功,依然摆脱不了被发现之后遣返回乡的命运;更不用提女性想要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例如撰写《女性人权宣言》的德古热在1793年被送上了断头台,罪名就是她妄图“成为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