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的学术兴趣与生活乐趣

　　近70岁仍活跃在经济学界的第一线。平日里沉默寡言，一脸慈祥；讲学时目光炯炯，气宇轩昂，像换了个人。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1966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第二届中华十大经济英才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

　　漂亮的“转身”

　　在“文革”前出道的学者中，张曙光是一个例外。
　　1939年出生的张曙光，接受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育。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因为既无假设前提，又无经验检验，充满了空泛的议论和概念之争，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曙光凭借勤奋，主动学习现代经济学，自觉更新了知识结构。
　　“在我这个年龄，从传统经济学转到现代经济学，有人说‘你是第一人’。平心来说，真是这样，很多文革前出道的一批人现在早就都已经退出学术界了。”张曙光自己说。
　　他的两部叫得响的著作可以为证。一部是他上世纪末出版的专著《制度·主体·行为》；一部是他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反思》一书比较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的进退得失，并探寻了失误的原因和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终结，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案例研究》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它以中国的改革实践为对象，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的描述和分析，再现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并从理论上给以解释，推进了制度分析理论的发展。在国内经济学界，案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张曙光所首倡，为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目前，这一新的研究方法犹如一股旋风，席卷了整个经济研究领域。
　　1999年10月16日，张先生60华诞，时值他的著作《制度·主体·行为》和《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出版发行，来自首都和外地的百十名中青年学者和经济学家为他祝寿。有人感言，“看张老师的文章，很难想像他已经60岁了。以这样的高龄还‘混迹’于中青年行列，在中国虽不是绝无仅有，那也是凤毛麟角了。”现在，七八年过去了，张曙光依然老骥伏枥，宝刀不老。前年，张曙光研究的是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去年对外江储备持续积累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今年是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的学术生命保持长一点。”张曙光坦言。

　　宁静淡泊心

　　很多经济界的名流，他们的住宅要么是别墅，要么是“金碧辉煌”的高档住宅，张曙光不是。
　　张曙光一家住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宿舍一栋老楼里，19层的两小居，只有60平方左右，朝向也不是很好。书房是1999年和别人换的房，在同一栋楼的25层，也是个两小居。
　　“这个人一心做学问，是真正清心寡欲的一个人，到现在我们家的地板还是水泥地。”张曙光的爱人张霜女士说。
　　几年前，曾有好几个部委三番五次来请张曙光先生去任他们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并且明确提出年薪会有多高，福利会有多好，包括房子。但是统统被他拒绝。
　　“那时候，我不理解他是怎么考虑的。现在明白了。”张霜女士说，“他说他酷爱学术，视学术自由为生命。现在来看，社科院经济所确实适合他。在这儿，他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讲话，发表的意见代表的是个人观点。如果被安排到了某个政府部门去，他的一言一行就要受到限制了。这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
　　张曙光在生活上也很粗线条，吃的、穿的、住的，全都不在乎。“喝茶不计较什么茶，有茶喝就行。每天二两小酒，也是什么酒都行。”
　　只有一样没有不行，就是书。
　　张曙光的书房里，从进门的过道开始，到每一个角落，上到屋顶，下及地面，里里外外，全是书。这些书不但在经年的书柜里挤挤压压，更在高高低低的家具上，一大摞、一大摞地躺着，大多已经显出几分苍老的神色，仿佛在诉说主人长期的摩挲。
　　坐飞机、坐出租车，张曙光永远都是——看书。7月27日，来山东参加会议的张曙光教授，刚到宾馆打开电脑、翻开书投入工作，全然不被旖旎的海岛风光所左右。
　　目前中国不少经济学家的日常生活，都是在飞来飞去中度过的，绝大多数早已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列。有些是几个公司的独立董事，有些干脆自己开公司当了老板，有些在股市上叱咤风云，有些在房地产市场大显神通……张曙光又不是。
　　除了讲学，张曙光多数时间用来搞学术研究，过的是一种朴素的不能再朴素的生活。
　　早上，张曙光会6点多起床，打开电视看看新闻，然后吃早饭，随后爬楼梯到25层的书房，看书、思考、做研究。等中饭好了，爱人打电话叫他下楼吃饭。日复一日。
　　张曙光甘于平平淡淡的生活。“我搞研究，完全就是兴趣。”张曙光说：“每做完一次研究，真正有所发现，我总是能感到无可比拟的快乐。”

　　敢言的“批评家”

　　张曙光读的书多，书读得多了便开始搞书评。1999年，张曙光60岁时出了35万字的《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那之后到现在书评又有50多万字。“别人送了我个雅号——批评家。”张曙光笑言。
　　现在，很多人都请张曙光写序作评。他但凡承诺，都要仔细研读，认真思考，反复琢磨，而后才能动笔。最近，有一位学者让张曙光做书序，书很厚，有790页，张曙光仍是从头到尾深读一遍。甚至为了一个细节，他还发动女儿、女婿到处跑着为他去找资料，以供佐证，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除了这股认真劲，张曙光作书评苛求实事求是，心口如一，管你是已经扬名的经济学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在职博士生，该批评的批评，该肯定的肯定，他决不违心捧场，更反对曲意炒作。
　　去年，张曙光写的批评一本书的书评，有2万字，后来该书的作者不服气：“你仔细读了这本书吗？”张曙光说：“我对这本书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你们三个人，你们说一个观点，我可以马上翻到书中那一页。”
　　对于一些政府行为，张曙光批评起来也毫不含糊。今年，张曙光一直在研究土地问题，他在报纸上看到某地“政策性住房新政”，要开发商无偿建设政策性住房交政府出售或者出租。且不说违宪侵权，按照这种逻辑，政府可以以“政策性”为名去干一切事情。他立即做文批评其为“改革开放的一个败笔”。事后，该地国土资源局连续多次打电话“追”张曙光，张曙光说：“找我也没用。我就一个要求：只要允许我讲话，允许我写和发表，就可以了。其它任何事情都无法诱惑或者难为我。”

　　喜欢山东人

　　对于自己的两个女儿来说，张曙光是一位严父。“平时和女儿交流不多，关键时刻掌掌舵，多是批评。”
　　二女儿和女婿研究生毕业后一个去了高校，一个去了研究机构。张曙光对他们说：“要做好学问，前提是热爱。另外还有两点：一是理论功底越深厚越好。二是对中国的现实，要非常了解。但现在真正能把二者都结合得很好的经济学家，不多。你们要在这两个方面下点功夫。”
　　对于自己的妻子来说，张曙光则是一个丝毫不懂得浪漫的人。张霜女士说：“几十年中，他从来没有送过花或者礼物，从来没说过我爱你，除了看书也没有任何爱好，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你跟他一起生活，会有一种很塌实、很稳定的感觉，拿眼下时髦的话讲，就是很有安全感。”张霜女士说这话时，目光安详深远。
　　采访结束时，张曙光夫妇表示，他们很少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一听是山东的报纸，两人又同意了。他们说，“每年都能来山东几次，我们很喜欢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