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深言淡汪曾祺｜逝世20周年

汪曾祺 图/陆中秋

“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在这个母亲节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他常常直呼之为“老头儿”：老头儿在家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每天为家人买菜做饭，从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里，早上起来，给自己做一碗改良版的高邮阳春面，喝一杯茶便开始写作。“虽然今天是母亲节，但我在这里谈起父亲也是满满的爱。”母亲节后再过两天，就是汪老辞世20周年的日子了。

高邮

这种平等，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往往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老子还给儿子先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在旁边跟着瞎出主意。“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家其实规矩很大，汪曾祺66岁那年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拜望继母（任氏娘），还没进家门，老头儿在门外的水泥台阶就跪下了，要给任氏娘行跪拜礼。继母一把挽住他说，“曾祺，不可，你也是见孙子的人了。”汪曾祺却很坚持：“那不行，这是汪家的规矩。”

汪曾祺祖籍安徽，出生在高邮，汪家大院在高邮很有名气，祖父汪嘉铭在当地做药材生意，“万全堂”和“保全堂”口碑都很好，汪曾祺小时候几乎天天都要去祖父的药铺玩耍，他的小说《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

汪曾祺的祖父在清代末次科举里中了“拔贡”，废除科举后，功名道断。汪曾祺的父亲则在南京上过十年一贯制的旧制中学，“旧制中学生”也算功名，用泥金扁宋字写在汪曾祺亡母出殡的铭旌之上。汪曾祺幼从家学，练字的《圭峰碑》《闲邪公家传》等，都是初拓的珍本，来自祖父的收藏。晚年汪曾祺鼓励后辈学作近体诗，还常用当年老太爷的原话，“文从胡画起，诗从放屁来。一开始总写得不成样子，写写就好了。”

1948年冬，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汪曾祺上的是新式小学堂，但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习古典诗文，能诗能画，兼谙乐器戏剧，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来自他的父亲。李渔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如果此说成立，那汪曾祺和他的父亲，都是一身癖好、用情极深之人。父亲是眼科医生，年轻时是运动员，田径好手，同时习武、骑马，水性好，笙箫管笛、琵琶、月琴、胡琴、扬琴，无一不会，同时画画、刻章，一双巧手，还会给孩子做灯笼和扎风筝。汪曾祺的生母过世，他亲手为她糊了一箱子纸衣服，单夹皮棉，甚至糊了几可乱真的皮衣，分得清滩羊、灰鼠，好让自己的太太在九泉之下四时不缺时髦又暖和的衣衫。妻子死得早，他因此格外疼爱她留下的这个孩子，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少年时外出考学，父亲送他去，旅馆床铺有跳蚤，父亲一宿没睡，拿着蜡烛在旁边守着他，发现一只跳蚤，就用蜡油滴死一只。汪曾祺醒来一看，席子上满满全是蜡油点子，自己却美美地睡了一整夜。

在父亲的影响下，汪曾祺金石篆刻、曲艺乐器，样样精通，对他来说，这都是玩儿，“生活，是很好玩儿的。”晚年自娱是做菜，也爱写吃食。当时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王世襄的焖葱固然让人眼前一亮，汪曾祺的干贝吊小萝卜，也让远道而来的聂华苓连汤底都喝了个干净。

联大

如果给汪曾祺的写作设几个关键词的话：高邮、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是四个绕不过去的坐标。此人念旧，而且长情。写来写去，皆是故乡、故人。

战时的西南联大，云集了中国最一流的大脑，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活，对汪曾祺来说刻骨铭心，他称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为“第二故乡”。沈从文、闻一多和杨振声都很器重他，尤其是沈从文，视他为得意门生。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左起：李荣、汪曾祺、朱德熙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于中文系，在校时他并不用功，自由散漫，常常逃课去逛翠湖，但是阅读极广，颇富文名。他与穆旦、鹿桥被认为是西南联大培养的最有才华的作家。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沈先生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也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某次写了篇小说，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是沈从文却批评他：“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汪曾经写过不少怀念沈先生的文章，尤其记到一个细节，他常常从沈先生那里借书看，有一次，在书的某页，看到沈先生题了一笔：某月某日，见一个大胖女人过桥，心里很难过。这条笔记让汪曾祺揣摩良久：这是个什么大胖女人，为什么沈先生看见了大胖女人会很难过呢？这一师一徒徒劳心事，均折射出某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1961年，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北京中山公园

晚年汪曾祺写出他的代表作《受戒》后承认，在他写小英子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脑子常常想的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农村女性：三三、翠翠、夭夭。

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战时，物力艰难，最初，汪曾祺还有带去的一点钱，可以吃馆子、骑马，过浪漫主义的生活，后来就穷得叮当响。为生活计，汪曾祺曾在昆明北郊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了几年书。他专门写过这段囚首垢面、食不果腹的贫穷时光，他没有说出来的是，也正是在这几年中，他结识了同在建设中学教书，也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施松卿，两人此后相伴一生。施是外文系的毕业生，父亲是马来亚的侨领。跟汪家相仿，施松卿的父亲也做药房生意。汪曾祺的子女曾经打趣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土得很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施松卿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幸运，汪曾祺的家庭和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很长时间不能见到孩子，回家后，子女跟他依然很亲。母亲有时出于爱护子女前途，策略性地让孩子跟爸爸“划清界限”，孩子就反过来揭穿妈妈：“那你怎么还给爸爸打酒喝？”

右派

汪曾祺曾在随笔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58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斗争来势汹汹，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批判会一开再开。“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他曾经发表过一组短诗，里面有一首《早春》，描摹新绿朦胧，有“远处绿色的呼吸”这样的词句。不讴歌红而讴歌绿，这也成了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