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门:“城中村”变身时装商圈

    说起北京的大红门，国内服装时尚圈几乎无人不晓。北京市民衣橱里的衣服，不论是从动物园批发市场淘回来的，还是从西单、燕莎商城买回来的，一半都来自大红门。这个距离天安门仅5公里的地方，从“浙江村”起步，在日历翻过了30年之后，正像它的名字一样开始在时装领域“大红大紫”。北京要打造世界的时装之都，大红门的目标就是要做这个时装之都的核心区。从封闭落后的农村地区到北方最大的服装生产和交易中心，大红门的发展，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侧影。

    雏形：摊贩式经营“垒起”服装商圈

    十万浙江商人租房而居，前店后厂，“浙江村”以物美价廉的服装逐渐闻名

    追溯历史，大红门是明清两代皇家猎场“南海子”的正北门。如今大红门所在的南苑乡是丰台区21个行政区域之一，有着“天安门前第一乡”之称。

    陈重才，南苑乡前党委书记，这是说起大红门变迁就一定要提到的一个人。“没有这个人，就没有大红门的今天。”他这大半辈子都忙活在大红门，如今依然是大红门服装协会会长。

    陈重才向记者介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红门地区还是一片面积达到10万亩的大菜地。1983年，从浙江来京谋生的外地人看中这个离前门不远的地方，逐渐开始在大红门地区租房而居，做服装生意。“基本上都是‘前店后厂’，前面摆摊卖服装，后面是服装的加工作坊。”后来这些来自浙江的商人逐渐形成“十万大军”，遍布大红门地区的果园、东罗园等其他村落，被称之为“浙江村”。据南苑乡统计，仅靠房租一项，当年东罗园等村的5600余户农民就增收3000万元。“浙江村”开始以物美价廉的服装而闻名全国。

    生死：一个决策改变“大红门”命运

    从练摊式无序经营，到商场集中管理，崭新的“大红门时代”来临

    “浙江村”迅速膨胀，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红门地区一度成为“脏乱差”和社会治安混乱的代名词。“那时出租车都不敢拉活到这里，甚至滋生黄赌毒，刑事案件发案率高居全市之首。”陈重才回忆说。

    大红门何去何从？陈重才的一个决策改变了它的命运。“大红门之所以变成这样，不是浙江商人不好，是我们的管理不好。外地人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我们的财富。”陈重才如今依然坚信这句话。“既然之前他们是练摊式的无序经营，那就盖楼建商场，集中起来管理。”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当年，由丰台区工商局和温州市工商局共同主导投资兴建的京温服装市场开业，大红门商圈自此崛起。1996年5月，由南苑乡果园村投资兴建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破土动工，其后，新世纪、天雅、福成、龙湫、天海等20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陆续建立，业务范围逐渐辐射到华北、东北、西北、内蒙古等地区。营业额飞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预示着崭新的“大红门时代”来临。

    未来：全力打造“时装之都”核心区

    大红门将面向高端，打造品牌，建设国际化服装纺织贸易中心、展览设计中心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核心产业的拉动，城南地区的发展一直缺乏一个核心的“点”。有人说，大红门商圈的兴起解决了这个问题，与北京城西北部中关村商圈的兴起时间同步，可谓南北呼应。

    大红门如今成为了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商贸区。年交易额占全北京市纺织品、服装、鞋帽市场年交易额的半数以上，远销欧洲、俄罗斯、朝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权是1998年入驻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第一批商户之一，从当初带着一家5口人来到大红门闯荡，发展到现在，他已成为一家拥有150名员工、拥有自己品牌服装公司的董事长。目前，公司的设计工作室在南方城市，服装生产基地在大兴区。多年来在时装圈里打拼，王权对服装产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理解，“国外顶级的时装设计师都不会离开卖场，他们看见布料，看见不同的衣服和不同的人，灵感突然就来了。”他希望未来自己的工作室能搬到大红门，营销团队也能在大红门的写字楼里安家。

    王权的想法正是代表着大红门地区未来的发展之路。目前，大红门地区的服装档次涵盖了高中低端，并以中端为主，而未来的发展定位于面向高端，打造品牌，以建设国际化服装纺织贸易中心、展览展示中心、设计研发中心和知名服装品牌企业总部集聚地为目标，把大红门建成集商贸交易、会展交流、商务办公、金融服务、研发设计等功能于一体的北京“时装之都”核心区。晨报记者 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