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的经典散文-描写北京的散文6篇

　　首都北京在大家的心中是充满魅力的地方，只要有条件就会去观光看看。不过去过北京或者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描写北京的经典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来到北京一个多月了，除二月底下了一场小雪外，到现在一直没有下过一场春雨。但是春姑娘没有停下妩媚的脚步，悄悄地把春天的讯息撒播在北京的大地。春日下，大地冰消雪融，树上喜鹊嬉闹，到处显露出春天的气息。进入三月份以来，除了四五天的雾霾天气以外，其它天数都是艳阳高照、风和日丽，气温回升很快，到了三月十六号，北京停止了输送暖气。没有了暖气，走出室外，一轮朝阳早早地悬挂在北京的上空，天空变得蔚蓝宽广，几片白云在蓝天上悠闲的飘动着，使原来灰蒙蒙的天空变得生动亮丽、充满着朝气。在朝阳的照耀下，北京的大地显得非常的明亮，目光无挡，视觉宽广，人的心情也感到特别的舒畅。阳光照在身上，使人真正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你看马路上的行人，大都脱去了厚厚的冬装，穿着清爽的春装，高高兴兴的去上班。小区里，那些怕冷的老人们，也都来到小区花台的空场上，去晒那暖融触的太阳。

　　其实，真正知晓北京春来了的还是道路两旁的树木和小区里花草。你看，道路两旁的树木都显露出了春的萌动：魁伟的梧桐，那高高枝条上挂着的圆果，在春风里摇摆，摇醒了树枝上的叶芽;高耸的白杨，在春风的轻拂下，拂醒了僵硬的树枝，使它们布满了饱满的芽;秀气的槐杨，在人工修剪的枝条上，又长出了崭新的芽，让它们在来日的春光中展示自己更加的美丽;婀娜的柳树，在和熙的春风里，摇摆着发芽的枝条，把春天的讯息向人们传播。小区的花圃里，扁叶的兰草，在枯死的黄叶下又长出了新的叶片，而且一天一个样，慢慢盖满了枯黄的地面; 庭院中的木棉树，在高大的枝干上已经长出了花的骨朵，只等春暖花开时一齐怒放;花台边的带刺月季，在修剪后的枝梗上，又长出了一截紫红色的嫩叶，你去细看，嫩叶中还有一个个的花蕾，它们在等待一场春雨后，就会开出鹅黄、粉红、紫色的美丽花朵。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树木花草，都在发芽着蕾，把妩媚的春色展示在人们面前.....

　　北京的早春，以她特有的柔韧，了却了冬日的裸露与萧杀，涤荡了往日的失落与尘埃，洒下了充满希望的绿色。其实，北京的春天比哪里的春天来的都早，那就是每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会上确定的全年发展蓝图，通过的各种惠民政策，就象一阵阵和熙的春风，早就吹遍了祖国的神州大地，温暖了亿万人民的心窝。愿我们的祖国象春天一样，万紫千红，花开遍地，春意常存，春色永驻!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