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阿多尼斯。北京，3月15日。　摄影：本报记者康慨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这是79岁的阿多尼斯，带着响亮而青春的名字，任由狂乱的灰白长发，泛旧的红色围巾，衬托明洁的双目。这个活生生的智者，阿拉伯世界的头号大诗人，走上了北京的舞台。

看到并且听到，才算真正的有福人。3月15日下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阿多尼斯为中国读者朗诵了他的诗作。

相较我以前看过的他的朗诵录像，在北京的阿多尼斯要内敛的多。他读得少而慢，像鸣钟，或宣示箴言，口舌间没有了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的疯狂；他的两手也驯服许多，不再狂乱地挥舞于半空。然而他的朗读，加上阿拉伯语特有的喉音与颤音，仍然极富感染力，悦耳，又不失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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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以所著20余部诗集，对阿拉伯语诗歌做出革命性贡献。他将现代主义的形式创新，与阿拉伯传统诗歌的苏菲神秘主义气质结合，创造出令人耳目全新的语言、句式和风格，所表达的情感也全然属于现代。世所公认，阿多尼斯之于阿拉伯现代诗歌，恰如艾略特在现代英语诗歌中的地位。故而自2005年起，他连续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与阿翁访华同步，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首本中文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此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薛庆国教授从阿翁十七部诗集中精选作品65首译成，劳苦而功高。但他警告读者：“阿多尼斯的诗歌属阳春白雪，知音主要是文化水准较高的诗歌爱好者。”我的阅读感受却是，这些诗从语句本身来说，几乎没有理解上的难度，真正的困难在于，你如何在阅读的过程中控制自己的想像，不要被这些简洁但没有明确主题的句子驱入思绪的汪洋。阿多尼斯的语言看似朴素内敛，其意义实则极其开放，大有包容整个世界之相。

他的诗初读平淡，细读可以回肠。这是一种我们不太熟悉的散文化诗歌，也是一种不熟悉的层层推进、不断探寻的诗歌。他既非控诉，也不要讴歌，正如他本人对诗歌所下的定义：“诗歌即提问，它总在引发另一个提问。”他另有更明确的表述：“阿拉伯诗歌的现代性在于一种拷问，以此探究诗歌的语言，开辟新的写作尝试。写作因此不断将阿拉伯文明推入疑问，同时亦将自身推入疑问。”（《金字塔周刊》，2001年1月11-17日）

法国大诗人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认为，阿多尼斯延续并弘扬了现代主义的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的言说方式即暴力。”博纳富瓦写道，“因为它对窒息我们语词的那些陈腔滥调提出质疑；而若不假以一种狂暴，一种足以摧毁语言和诗人思想与想像中这些陈麻烂谷、这些空洞的、无意义的表达的能力，它便无力取得成功。”

对阿拉伯地区的诗人而言，读者往往期盼他明确给出答案，而不是像阿多尼斯那样，不断地提出问题，亚当沙茨（Adam　Shatz）在2002年刊于《纽约时报》的一篇阿多尼斯特写中说：“这是一种深刻的颠覆性姿态。”

他笔下不只有自由与孤独，祖国与母语，还反复写到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诗中不缺少世俗的爱情，极少现身的反而是真神。每每在格言式的句子出现时，则不免让人想起纪伯伦，比如：“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只梦见光明的人，=有时候也会赞美黑暗。”

《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一诗非常独特，也非常美。阿多尼斯说“雨”是“从乌云的列车上下来的最后一位旅客”，而“贫穷”是“在大地上移动的坟墓”；“希望”是“用生命的语言描述死亡”，“失望”则正相反，是“用死亡的语言描述生命”；“无意义”是“流行最广的一种病症”，而“意义”是“无意义的开始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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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说过，阿多尼斯乃“当今最大胆、最引人注目的阿拉伯诗人”。这句话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指涉阿多尼斯的政治姿态。

1930年，阿里阿赫迈德萨义德阿斯巴尔（Ali　Ahmad　Said　Asbar）生于叙利亚褴褛的农村。一说“阿多尼斯”（拉丁化拼写为Adonis或Adunis）之名非他自取，而是叙利亚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安东萨阿德所赠，人所共知，它典出于希腊神话中遭爱神垂涎的俊美少年，被猪撞伤而不治，死后化为秋牡丹。最初，青年党员兼处子诗人以本名投诗报刊，屡遭不用，遂改“阿多尼斯”，一投即中，竟获刊出。编辑正愁无法寄送稿酬样报之时，“美少年”忽然自行现身于报馆。“真令人大跌眼镜啊，”阿多尼斯的友人、女作家安妮沃德明科夫斯基（Anne　Wade　Minkowski）描述道，“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竟然是个羞答答的乡下后生，破衣粗衫，脚上还穿了双超大号的靴子。”

青年阿多尼斯一度投身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追随萨阿德，成为国社党党员。1949年，萨阿德因图谋在黎巴嫩发动革命遭捕，48小时内即被该国军事法庭处决。1955年，阿多尼斯亦因在本国从事政治活动而入监六个月。出狱后，他流亡至黎巴嫩求学，得博士学位，自此长居贝鲁特与巴黎，后来亦获黎巴嫩国籍。

他宁愿以孤独为代价，求取心灵和表达上的双重解放，却也浪漫但清醒地道破了自己的命运：“诗人啊，你的祖国，I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离开家乡和母语，总是令他深感忧郁：“他属于一个国家，=却无法在其中居住；=他居住在一个国家，却无法归属其中。”然而，“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阿多尼斯如此自我描述。

对阿拉伯世界一些地方的专制，阿多尼斯始终抱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不断以其激烈的言辞在阿拉伯社会内部引发争议。如薛教授在序言中所引，阿多尼斯对专制统治者“予以痛斥”：“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

在北京谈及政治话题时，阿多尼斯不再指责，而是多了许多两两包容和积极建设。“政治家都希望文化是政治的一部分，”他说，“而诗人正相反。我们希望政治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他稍后回答了中华读书报记者就此的提问，并进一步解释道，政治有两重含义，一是实践，二是建设一种文化，“要让每一个个体充分发挥能量。”他说，“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作用，这个社会才能成为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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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先后登台朗诵阿多尼斯诗作的，还有数位中国诗人和学者：旅英诗人杨炼、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仲跻昆、诗歌翻译家树才，以及《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在北外学习过阿拉伯语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何炅也中途入场，以汉语朗诵阿翁的短章。约十分钟，他昂然离场后，听众席上的数百名青年学子也有不少随即离去。

叙利亚与黎巴嫩两国的驻华大使各偕夫人，恭恭敬敬地，盛装坐在台下，直至散会，才悄然退席。前述沙茨文中写道，在阿拉伯世界，阿多尼斯也许不是最受欢迎的诗人――在这一点上，巴勒斯坦大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2008年因心脏手术失败去世）似乎更有优势，但阿翁无疑是最受尊崇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