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人诗歌:吟诵中国深处的故事(2)
吴晓波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今天,我看到这些诗歌以后,才发觉这些背对着我们的人,他们是有感情的,他们是有灵魂的,他们对这个时代是有诉求、有感恩、有愤怒的,很多的苦难没有被所谓的精英分子目睹过。”
读完《资本论》的工人
早晨起来 头像炸裂一样疼
这是大机器的额外馈赠
不是钢铁的错
是神经老了 脆弱不堪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
它坚硬 铉黑
有风镐的锐角
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
我想告诉你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
我岩石一样 轰地炸裂一地
——陈年喜《炸裂志》
与身为城市产业工人,见证过工人群体的黄金时代的田力相比,像陈年喜这样的进城务工者很多时候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名农民。
老家在陕西商洛的陈年喜已经做了15年的巷道爆破工了。矿山上的工人采矿前,都需要他这样的人在矿山上找到合理的位置,填充好计算过的炸药,轰出一条长长的隧道。然后,矿工们才有用武之地。
祁连山、昆仑山、太行山、长白山……15年来,陈年喜奔波在高山戈壁间。他一个人在这座大山里炸个洞,过阵子就转到别的山里去了。身边的人一直在变,陪伴他的就是那些炸药。他不停地炸,不停地炸,即便得知自己的母亲得了癌症,也无法在第一时间抛下手头的工作回家。
父亲已经半身不遂,母亲又患上食道癌,在家照料孩子的妻子种地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计,生活对陈年喜而言,不啻是场真正的战斗。
幸好,他还有了写诗的乐趣。坐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面前的这位陕西汉子谦虚地说:“自己的作品还谈不上高度。”
陈年喜在读高中时就给《萌芽》投过稿,也尝试了一些诗歌创作。但结婚之后,因为生活压力,一停笔就是十来年。
直到三四年前,他通过手机注册了博客,才重新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这位一年大多数时候住在荒郊野外的工棚里,终日与炸药雷管为伍的铁汉,平日里不抽烟、不喝酒,也很少跟工友打牌。更多时候,他把业余时间用来读书和写诗。
仅有高中学历的他,至今也只能在手机上写诗,他不理解为什么电脑键盘上的字母顺序不像手机上的九宫格ABCD排列得那么整齐。但他却花时间读完了《资本论》,只是好奇为什么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个国家被奉为圭杲。不过他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坦承,自己消化得很少。
今年45岁的陈年喜觉得自己的身体再干10年没有问题。虽然去年他刚刚在一次矿道的塌方中死里逃生。记者问他对儿子有什么期望。他说,想法当然很美好,但儿子可能还是出来打工吧。
如果说,陈年喜还在继续自己的战斗,那么,比他小20岁的许立志却选择了结束。2014年9月30日,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选择告别了这个世界。
他原本是秦晓宇编纂的诗集中最年轻的一位诗人。秦晓宇甚至认为,给许立志冠上“打工诗人”的标签是一种侮辱。“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秦晓宇说。在这本工人诗集的开头,秦晓宇选择的是写下《车间与库房》的顾城。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曾问陈年喜,在外多年会不会觉得外地比自己的家乡好。陈年喜笑笑,繁华之地哪会有矿,自己倒是常去方圆数百公里荒无人烟的偏僻之地。来自广东揭阳的许立志则在21岁时来到深圳,成为富士康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这是另一种孤独。
秦晓宇整理了许立志留下的193首诗,还通过众筹的方式帮他出版了诗集。他指出,许立志的作品风格在富士康工作那几年有一个明显的嬗变。“死亡”成为他很多作品的主题。
“有些诗人也屡屡提到死亡,但活得兴高采烈。立志却活在了自己的主题中。”秦晓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虽然许立志已经去世,秦晓宇和吴飞跃依然选择他作为纪录片的主要角色之一。他们造访了许立志生前居住的出租屋。“看到他们的生活环境,我自己特别压抑。立志去世时,很多人站出来说,年轻人你应该看开一点。年轻人你对不起你的父母家人。但深层次的原因呢?你可以通过这些文字找找原因是什么。”
吴飞跃说,按照他最初的设想,纪录片里工人的生活应该是色彩斑斓的。虽然有艰苦的一面,也有快乐的一面。但通过实地采访,他认识到大多数工人生活中的些许快乐,跟他们面临的困境比起来不值一提。
“在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自觉地认为,自己生活在底层。”吴飞跃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想像天使在流水线上生产雪花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在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
吊带裙
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惟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邬霞《吊带裙》
写《吊带裙》的时候,邬霞已在深圳工作了12年。1996年,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14岁的邬霞从四川内江千里迢迢来到父母打工的深圳,进入了母亲工作的制衣厂,成为一名童工。
从此,邬霞再没回过四川老家。真正意义上地扎根深圳是她这20年来最大的梦想。青春就像线头被岁月的剪刀一刀刀剪掉。但在深圳打拼二十年,带着两个孩子的她和父母、妹妹6口人依旧挤在破旧逼仄的出租屋里。
邬霞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初入社会的自己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在一次被工厂的管理人员训斥后,邬霞冲到公共洗澡间,推开窗户。把脚伸出去的一刹那,邬霞觉得好轻松,感觉跳下去就没有烦恼了。
比许立志幸运的是,跟她在同一家工厂打工的母亲赶上来一把拉住了她。母亲哭着对她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一定有希望。”
后来,写作成了伴随邬霞打工岁月的精神支柱和希望。还住集体宿舍的时候,晚上十一二点下班,吃个宵夜,排队洗衣服洗澡。完成这些后,邬霞就爬到上铺,拉上帘子,一页页地编织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直到凌晨三四点。
邬霞笔下的女孩们往往过得都比她好。就如这首《吊带裙》,读不出大多数打工诗歌的惨烈和压抑。这也是她被秦晓宇和吴飞跃看重的地方。在纪录片《我的诗篇》里,邬霞被选中成为六名主要角色之一。
摄制组去邬霞家里拍摄,邬霞和妹妹问导演吴飞跃,能不能帮她们录制一些唱歌的视频。原来,在诗歌中给予女孩阳光和幸福的邬霞,这几年的生活愈发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