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彭轲也不能理解,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例外。通过长期观察和研究,他看到在中共带领下,中国不只是经济发展,社会也在发展,已步入“成人社会”,开始认同中国也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没有例外,这个世界可以有不同体制的存在。
“认为中国只能照搬西方民主的方式发展,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也不愿意了解”,彭轲指出,一些西方学者只通过二手材料认识中共,导致理解片面。
在对话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发展受世界瞩目,世界需要听到来自中共直接的、一手的声音,通过搭建这个平台,让世界更好理解中共的理念和选择的道路。
一些与会学者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自有效性。分组讨论中,中美民主决策模式孰优孰劣一度引发争论,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讲了一个故事:他曾和美国加州州长聊天,得知其父在上世纪70年代也曾担任州长,父子俩共同的梦想是修一条铁路,只因有反对声音存在,40年来他们的梦想至今遥遥无期。
李世默指出,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导致政府停滞不前、没有效率,改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难题,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可能超越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推动改革向前,这对世界而言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在韩国高丽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正男看来,中共敢于倾听批评的勇气,正是来自内在的自信。她分析认为,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下个十年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或已达成共识,通过一年半的反腐败斗争获得老百姓较高的支持,因此对自身发展前途比较自信。
在对话会闭幕式上,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用“自信和自觉”形容中共此次与世界对话的尝试:中共有无比的自觉,愿意敞开大门,和外部世界对话,同时对改革发展有无比的自信,才能坦然谈论面临的威胁,听取各方建议,邀请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中共自身也在革新
在与会代表眼中,中共已不再神秘,而是“比较开放”,中联部和中央党校被视为中央机构中最为开放的部门,但对中纪委和中组部则依然陌生。
大部分与会专家认可中共在推动改革中的表现,一些人甚至给出“非常给力”的评价,认为中国的改革将给世界带来机遇。
他认为中共自身需要改革,为提高执政效率,必须考虑哪些需要管控,哪些需要放手,让更多人参与政治进程,也让外界有更多机会看到中共的决策过程。
“为什么反腐败,实际上是党本身需要改革”,郑永年也认为,仅仅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
郑永年向南都记者指出,“中国威胁论”一定程度上来自外界对中共的不确定感,此前中共作为改革主体,更多在幕后决策,如今逐渐走到台前,让大家认识,与大家沟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本身就是党在不断改革进步的信号。
事实上,李源潮在回答学者提问时就表示,中共此次领导的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党自身也需要进一步改革。
对话会落幕之际,带着问题来的彭轲被问及是否找到答案时,对南都记者说,他看到了共产党内部慢慢已有所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改变,新一代党员的教育背景,对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与老一代党员不尽相同,这种代际变化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中共与世界交流的障碍。
南都记者 商西 见习记者 蒋伊晋
记者程姝雯 刘佳 葛倩 吴斌
[对话]
“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作为特邀嘉宾向海外专家学者介绍了中共是怎样决策的。
他用白描式的介绍,引起海外专家学者极大的兴趣。一名坦桑尼亚记者甚至追问:请问中共哪些经验值得坦桑尼亚学习?李君如回答:“中共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并不想把我们的做法向世界推广,如果你觉得哪些做法值得借鉴,可以拿过去用。”
末了,他还特别补充:“借鉴,并非中国怎样做你们就得怎样做,要注意实事求是,从自己国家实际情况出发做决策;还有一点,就是想老百姓之所想,把老百姓想做的做好、老百姓能接受的先做、老百姓不能接受的不做。”
李君如接受南都专访时说,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都不具有普世价值,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一条“中国式民主道路”。“现在国外还有一些人对中国、中国共产党不认可,我们就要一方面开放,通过沟通对话赢得理解,一方面还是要办好中国的事,发展的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谈开放:中国共产党的开放进入新时期
南都:你怎样看对话会这个“中共向海外专家学者传递第一手信息的平台”?
李君如: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现在条件成熟了,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党际交流更多是我们向人家学习怎样执政、怎样搞好党的建设,现在世界也想要了解中国。
这几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带领中国取得这样快的发展。特别是,突然降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所有国家、所有国家政党都是考试,这场大考,中国考出了好成绩。很多人就问:为什么中国能够考出好成绩?尽管有些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偏见,但他们还是会来研究为什么你能考得好。
南都:通过这个平台,能消除外界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吗?
李君如:对话总比对抗好,交流总比隔离好。会上,一位专家的提议非常好:可以请海外专家学者到中国农村基层挂职体验,更深入地交流。
我在党校工作的时候,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参观,质疑我们军费增加幅度太大。我告诉他光表面看数字说明不了问题,要看实际情况,建议他到中国军队去挂职飞行大队长,就会发现中国军人的工资很低,装备也落后,那时他就会希望中国政府多给军队一点钱,当时他们就笑着表示理解了。
但是,光靠对话来改变外界的偏见和看法还是很难的,最终还是得用中国的强大事实来改变外界的看法,事实最能说明问题。只有把国家发展好了,他们自然就对我们走的道路感兴趣,重新做出评价。
南都:有海外学者说,十八大后中共越来越多地在世界上介绍自己、对外开放。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对外开放的。
中联部就是党的外交部,刚开始是与各国共产党联系,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仅要与各国共产党联系也可以与其他政党联系,这就是一次很大幅度的开放。通过中联部的工作,在一些多党执政的国家,我们与执政党、在野都联系和交流,为国家外交打好了基础。即使有的国家换了执政党,有平时的政党外交,就可以保持国家关系的连续性,就会始终把中国看作“老朋友”。
我觉得,现在是党的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共产党,想要了解、读懂中国共产党,那我们就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尽可能多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
谈对话:少讲一些概念多讲一些事实
南都:怎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说清楚中国和中共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