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如何扩充兵员？

一、宣传工作做到细致入微，但并不是总能赢得群众

红军历来注重宣传工作，在扩红时更是极其讲究靠宣传动员提升民众的革命觉悟，甚至做到了无微不至。

1、“他们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

标语口号简单直接，冲击力强，红军所到之处，几乎不放过任何能写上刻上标语口号的地方，由四川雅安地委党史部门编纂的《从大渡河到夹金山》一书中对红军做宣传的细致有详细的描写：

“石刻标语由军、师政治部拟出，先刷写在醒目易见的石碑、石坊、石坎、石桥上面，然后找地方上的石匠镌刻，经检查验收，符合要求的付给工资。……此外，由宣传队和地方工作干部在行军途中，或驻地把标语口号用墨、红油漆写在人家户的墙壁上、院墙上，或写在路旁、沟边、河岸的大石包上，街上的墙头上，或张贴一些事先印好的布告、传单等。他们有时还请木工刨平一些小木板，在上面写上红军的主张、捷报等。或砍些竹子划成竹片，在上面写上标语口号，然后把这些木板、竹片一背一背地运到河边，倒在河里，让水把它冲到国民党辖区去，被人拾得，看了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起到宣传作用。群众称它叫‘水电报’。”（《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P170）

这一点也可以从被贺龙监禁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标语的内容一般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不交租，不还债！’反蒋介石的标语也不少……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有时还散发油印的传单。”（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P51-52）

不仅如此，红军宣传队还编出非常多的扩红文艺节目到处演唱，比如在四川芦山县传唱的《送郎当红军歌》：“送郎送去当红军……大家都光荣！……送郎送去当红军，英勇上前杀敌人，人人都尊敬……送郎送去当红军，你若开小差回家庭，我与你离婚。”（中共芦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主农红军长征经过芦山征集资料汇编》第三册，P167）再比如老红军肖瑞林记忆中的一首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红军上下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买办豪绅反动派，杀他一个不留情。”（《老红军肖瑞林忆"扩红"经历》）

可见，长征中的扩红宣传已经成为红军的战斗方式之一，几乎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红军标语：好男儿要当红军（质疑者看仔细了：有水泥砖脱落露出红色土末的么？有劳再睁大眼睛看看右侧青苔剥落处露出的土坯）

2、宣传内容因人而异：对国军讲官兵平等，对少数民族讲民族平等

红军的宣传内容根据宣传对象的不同对症下药，空泛的意识形态宣传很少，都是从对方实实在在的痛处着手。

比如，在贫困农村，其宣传多为“我们是干人（西南地区穷人的称呼）的队伍，打土豪、一杀贪官。”“工农群众的红军，救国救民救穷人。……取消苛捐和杂税，反对拉夫与抽丁。……实行彻底分田地，土地应归我农民，穷人不还富人债，田租不交与主人。” “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等等。

到了较大的城镇和工矿地区，其宣传标语则更多的是“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废除高利借贷！”，“救济失业学生、知识分子、专家们和受灾人民！”，“加薪加晌，改善工人、士兵和教育界生活！”，“无论大小商人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下得自由营业，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反对奸商怠业闭市，高抬物价！”等等（《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P170）

对正与其作战的国军，其宣传则主要侧重于官兵平等、北上抗日、优待俘虏等，如“不打抗日的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反对野蛮的肉刑，反对打骂与虐待士兵！”“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欢迎俘虏兵当红军！”等等。（《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1935年1月1日）

而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则更强调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如在苗族地区的宣传标语是“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权利！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 “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屠杀”，“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够、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等，针对国军中的苗瑶士兵，更是鼓动“苗瑶弟兄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红军长征过龙胜资料汇编》）

3、一个老办法：免费“请贫苦农民吃饭，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

除了漫山遍野的标语之外，其他宣传方式如唱歌、喊口号、开群众大会等都面临如何吸引民众注意力的问题。不是站在大街上吹拉弹唱老百姓就会买账的，需要红军搞多种多样的其他方式把他们吸引过来，才能真正有效。

据杨秀山回忆：“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上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当地虽比较富裕，但吃不上饱饭的群众还是很多的。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带上碗筷都来了。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招收了不少新战士，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杨秀山《在陇南》，《星火燎原红军长征专辑》P291）

为了扩红，红军的宣传部门可谓煞费苦心。

4、宣传动员不是每次都能赢得群众

仅仅靠宣传，恐怕很难让民众真的跟红军“干革命”或者“北上抗日”，比如康克清回忆其在遵义动员老百姓时就碰了壁：“在遵义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不像瓮安县那么容易。经过我们在集市上动员宣传，随后有八九个青年人跟我们来到司令部，他们全是衣衫槛楼的穷人，大冷天里好几个人还打着赤脚。潘开文招呼他们吃午饭。他们很少说话，问他们一句，只答半句。吃过饭，一个说要解手，几个人都要去，潘开文叫他们快点回来等着谈话分配。半天不见回来，就到厕所去看，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同潘开文几个人研究这件事的教训，认为还是对他们了解不够，没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后来我们改进了工作方法，不但对本人做工作，还到他们的家里去做宣传动员，帮助解决一些困难。这样，终于动员一些人参加了红军。”（《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P141）

至于他们是如何到人们家里去做宣传动员的，帮助解决了哪些困难，是如何说服人们跟随红军转战南北的，由于资料的缺乏，现在还很难搞清楚。但很明显，在遵义扩红上千人，仅靠宣传恐怕无法做到。

二、现实利益比革命宣传更能吸引民众当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