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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潜伏》中天津站站长原型的家庭悲欢

来源:网络转载 2015-12-04 15:07 编辑: www.xigushan.com 查看:

揭秘《潜伏》中天津站站长原型的家庭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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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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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正当《潜伏》在全国各地热播之际,编辑部接到一位73岁老者从长沙打来的电话,声称是该剧中国民党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儿子仲夏(原名吴仲霞)。因为父亲籍贯在湖北,所以他想找一家家乡的媒体来独家披露一段真实的历史,揭秘一个他心中真实的父亲。

 

记者与仲夏多次联系,并邀仲夏先生来到编辑部,认真核实其提供的相关资料,确定他所说完全属实。多年前,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他的父亲无奈之中扔下妻儿,从军统天津站站长位上只身逃往台湾,从此杳无音讯。父亲离开时,他还是13岁的少年,此后,他戴上了大特务家属大帽子,命运多舛。每当被命运的双脚踏倒在地,他就忍不住憎恨父亲。时光流逝,年逾古稀的他时常回忆起过去的时光,他渐渐读懂了父亲。

 

 

生逢乱世 …………………………

 

父亲当上军统天津站站长

 

我的父亲吴景中(《潜伏》剧中人名叫吴敬中)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名叫三合店蔡吴家湾的小村子里,在祠堂里排行“光”字辈,取名光生。他八岁时就到离家很远的私塾读书,每十天半月要回家背一次米。有时他回家晚了没赶上吃饭,就煮点儿面疙瘩吃,如果配上自酿的腐乳当下饭菜,就很满足了。

 

父亲的青年时代在外求学,期间家里发生了很大变故,先是父母相继离世,后来唯一的妹妹也因病夭折了。但这都没有阻挡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志愿。19岁那年,他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毕业回国后,一腔热血加入国民党,在军统供职。历任军统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合作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军统天津站站长等职,1949年去了台湾。

 

我的母亲粟慧嘉出生于大户人家,祖籍湖南长沙县,外公在邵阳做纸生意:在滩头、龙山设庄收购土纸并加工成色纸、蜡光纸运往城市销售。外公和当地其他资本家不同,极肯送孩子们读书。我母亲的学历颇高,从邵阳爱莲简易师范第八班毕业后,为逃避包办婚姻,来到长沙周南中学读高中,北伐后又到上海大夏大学念预科,后进入一所产科学校念书。1931年,她在校期间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相识,两人一见钟情。我母亲为了爱情,从此离开了校园,当上了专职太太,次年生下我的大姐,1936年生下我。

 

1940-1942年,父亲在重庆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那时,除了姐姐和我,家里还添了一个小妹,一家五口全靠父亲的工资过活。印象中,父亲总是忙忙碌碌的,有时出差带回来的高级点心,他也不顾我们姐弟三个口水直流,而是把它送给了同事和长官,以拉拢关系。1941年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父亲出差去香港,返程时,他上飞机时竟在身上穿了四五件西装,回来后都送给各位长官了,其中自然少不了有顶头上司所长郑介民的一份。

 

1943年秋,抗战进入拉锯战,父亲经常忧心忡忡地和母亲在房间里小声商量着什么。不久,他趁到赣州出差的机会,将母亲和我们三姐弟送回邵阳外婆家。次日,父亲独自返程,我拉着父亲的手舍不得他走。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三姐弟的安全,此前,上级命令他到军统局西北区当区长,他一直拖着没有就任。现在,我们到了安全之所,他打算返回重庆后,立即去兰州赴任。

 

可到外婆家的次年,日寇入侵湖南,湘中成了战场,我们母子四人开始了颠沛流离一日数惊的难民生活,逃难到了乡下。1945年春,风闻日寇即将发动攻势,乡下也无法呆了,母亲就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以及读高中的表姐,经过半个多月的辗转,去兰州投奔了父亲,我们的生活才暂时安稳下来。

 

当时兰州最高军事首长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日本投降前后,蒋介石的姚夫人和她的儿媳妇(蒋纬国的太太石氏)到了兰州,朱绍良安排她们住进一座小院落,有时请她们到家里来吃饭,也喊我们一家过去作陪。有一天从朱家吃完饭回去的路上,我悄声问母亲:“姚夫人信佛,吃素,可是她吃的菜里面有鸡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父亲听了,哈哈大笑,摸着我的脑袋说:“傻小子,鸡蛋也有荤和素之分,没有和公鸡谈过恋爱的母鸡下的蛋是素菜。”我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笑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蒋纬国的太太石氏。原以为蒋介石是最高领袖,他的媳妇一定要超过电影明星,风华绝代,美若天仙。没想到石氏却不戴首饰,不施脂粉,穿件白底印花布短袖旗袍,朴素得像个女学生。后来听说她是西安一纺织老板的女儿,书念了不少,肚子里很有学问。

 

日本投降不久,八战区便撤销了,此时戴笠已经摔死,父亲离开兰州来到长春,协助蒋经国办理中苏外交。1947年3月,父亲又带着我们一家老小来到天津,任军统天津站站长。这次赴任,和蒋经国有一定关系。当时天津市伪市长杜建时是蒋经国的亲信,天津站站长的人选,须经他首肯。是他给了蒋经国面子,父亲才能顺利赴津上任。

 

谁能读懂父亲内心的悲凉

 

 

在天津与父亲生活的几年,成为我人生中最长久的记忆。

 

1947年春,我和姐姐到天津时,已开学数周,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我们。父亲到处托关系,还将以前别人送的礼品(精美盒子包装的高档白酒和香烟)也送了人,这才让我和姐姐有了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