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中国的一个伟人,生前死后留下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比方毛泽东自1949年打下天下后长期住在北京中南海,中南海距离故宫很近,但他老人家一次故宫没有进入,人民网上有人在一篇文章说毛泽东1954年4月(一说是5月)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第一次是1954年4月(5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第二次是4月(5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第三次是4月(5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不但故宫没有来,据我所知连北京50年代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都没有进去过。毛泽东唯一参观过的博物馆是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考察安徽时,顺便参观了刚落成的安徽省博物馆,并发表了在文博界影响很大的一个关于博物馆作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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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都在城墙上溜达一圈了,完全可以下来走进故宫里面看看的,那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其中内情可以说是一个未解之谜。一次我应约到湖南开会,因为这是毛泽东的老家,所以闲暇期间谈话总离不开毛泽东,说起这个话题,一个人说可能是毛泽东有迷信思想,毛泽东是农民造反起家,对历史上明末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不到18天就兵败丢了天下记忆很深,所以不想做第二个李自成,这样不进入故宫。我觉得毛泽东不太相信迷信,所以这个说法好像解释不通。我虽然愚钝,但想就此进行一下探索,未当之处,还望高明者指教。
毛泽东喜欢历史,从个人爱好来说,毛泽东也喜欢和书法有关的艺术文物,如历代法书。但他很自律,别人送的法书艺术品他都转给故宫收藏。如1950年,毛泽东亲笔致信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姚虞琴先生赠送的王夫之手迹《双鹤瑞舞赋》转交国家。他在信中强调:“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获悉墨迹拨交故宫博物院后,他甚为欣慰,但不欲将自己捐献之事过分张扬,便批复:“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将中外友人所赠之私人礼品上缴国家。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2年12月,毛泽东主席还将友人赠送的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送故宫。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他,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惟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爱不释手,但仍按规定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考虑问题首先从政治出发。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从争取更多的民心出发是保护文物的。1948年12月18日,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围攻北平(现在的北京)城,当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民主人士张奚若带领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期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毛泽东此举意在向世人显示共产党不是野蛮之辈,是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仁者”之师。这对于争取更多人弃国民党而投共产党是有巨大作用的。
但从骨子里来说,毛泽东对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的居所并不是很在意的。有人在光明网上说毛泽东主席对紫禁城有着特殊的感情,这实在有些牵强,不错,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曾是他就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老师。1919年,青年毛泽东同湖南人民代表团为声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来到北京还住在紫禁城脚下的福佑寺。但就凭这两条说和他对紫禁城有特殊感情扯不上。毛泽东戎马一生,住过的地方多了,例如延安,他离开后一次没有回去过。不能说他对延安没有感情吧?远的有都没有回去看看,近的有更方便看的,可是他就是没有进去!毛泽东第一次和第二次登城墙时他参观了设在午门城楼上的“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并对陪同人员说:“这就是历史。”其实毛泽东看到出土文物展览和故宫内的宫廷文物展是两回事的。而当时的出土文物展就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摆放,所以毛泽东他说“这就是历史”,他未必对这样的展览主题赞同的。50年代末大跃进,安徽省人民公社搞得如火如荼,党的各级领导都来这里考察,安徽省博物馆按照当时政治形势搞了三大陈列,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视察该馆时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一指示在文博界被誉为“对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其实我认为这个指示是有针对性的。在当时,就是在共产党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是保守,是没有认识到人民的创造力。而博物馆按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精神办的展览,对激发人的积极性很有用处。毛的这个指示为计划经济时代博物馆体现国家意志、做政治的应声筒定了调子。而博物馆和政治捆绑地越紧,其独立地位也就越加丧失。这当然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骨子中有一种叛逆性格,个性极强,你说西他偏向东,固执而执拗。1938年日伪建设总署《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说“保存北平城作为文化、观光都市。……采纳于郊区兴建新市区的方案。……将来准备复原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希望尽力保持中国文化。”1946年国民党政府《北平都市计划大纲》说“计划北平将来为中国的首都,保存故都风貌,政府机关及其职员住宅及商店等,均设于西郊新市区……”,建国后梁思成等人建议说“保留古城,另建新城”,毛泽东成了最高统治者后,偏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又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当时全面学习苏联,苏联专家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毛泽东支持了后者。说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就不要再争论了。于是,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北京城除故宫孤零零存在之外还是被“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