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pk10提前报号:这位长沙籍故宫博物院院长 曾是毛主席的“后台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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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

　　7月5日，著名考古学家、83岁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逝世，这在全国文化界产生巨大反响。张忠培是从长沙走出去的著名考古学家，在中国考古界德高望重。历史有许多巧合，有意思的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不久，首任院长易培基也是长沙人……

　　张忠培“为考古而生”，他身上体现了考古学者的真本色

　　这几天，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郭伟民的心情特别沉重：“我没想到张忠培先生会走得这样快，去年的这个时候，他还来长沙考察文物考古工作……”

　　因为工作关系，郭伟民最近几年每年总会有机会当面向张忠培请教。“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心地问起湖南的工作，问及我们田野考古的发现、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

　　郭伟民说，张忠培会毫无保留地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考与他分享。“他对目前中国考古学的热点和重点问题都有认真的思考和积极主动的工作，比如中国文明化进程和国家起源问题，他强调要从具体遗址入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整理材料和分析材料，才能构建出文明化进程的清晰轮廓。他以80多岁高龄和疾病的身体还亲自核对材料，体现了一个考古学者的真本色。”

　　张忠培生于1934年，那一年，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后来成为张忠培导师的25岁的苏秉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平研究院史学会考古组，跟随徐旭生到宝鸡挖掘斗鸡台遗址，业界称有史以来的“陕西考古第一铲”。

　　张忠培的弟子、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蒙河觉得张忠培和苏秉琦“都好像是为考古而生的人”。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苏秉琦担任了考古教研室领导。这一年，18岁的张忠培从长沙长郡中学考入了这个中国考古专业第一班。

　　1958年，张忠培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率先进行了中国考古学上“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全面揭露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次年，张忠培“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的考古理念，撰写了《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这个报告一面世，就被海外学者称为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张忠培的名字也因此蜚声中外考古界。”

　　高蒙河和郭伟民都认为，张忠培的考古思想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对当前考古、历史、文化等重大学术进行考察，体现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良好视角……扩大了考古学在学术界以及社会的影响力，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已形成适合本国历史实情的理论体系，并以此站到了世界考古学的先进行列”。

　　1988年10月至1991年1月，张忠培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刚一上任，张忠培就提出了一个响亮而实在的口号：“故宫博物院决不能毁于我手！”

　　张忠培悉心指导湖南汉长沙国王陵、永顺老司城等考古

　　张忠培60多年的考古人生中，还有很多在治学、学识、学风、学品、人品等方面的令人敬仰之处。“张忠培从不争第一，也从未想过成为唯一，但他却不断地实现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个‘唯一’；同时，张忠培一直坚持“三不写论文原则”：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张忠培就十分关注湖南史前考古工作，利用回乡的机会考察湖南考古遗址和考古新发现，走遍了湖南多处重要文物遗址。说起这些，郭伟民如数家珍，澧县城头山遗址、宁乡炭河里遗址、龙山里耶古城遗址、汉长沙国王陵遗址、永顺老司城遗址、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凤凰古城和苗疆边墙……

　　长沙作为楚汉名城，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所在，张忠培对此具有浓烈的乡情。当然，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湖南乡土观念，而是对于湖南这个区域的考古以及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他认为湖南的历史，西汉长沙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他对汉长沙国的考古寄予厚望，每次回家乡，总要到河西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地去检查汉王陵考古工作。他在汉长沙国王陵遗址公园谷山片区对我们说，一定要把陵园的布局搞清楚，要取得突破就必须先做布局。这些年汉王陵遗址考古取得了一些突破，与张忠培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永顺老司城的考古工作开展之后不久，湖南考古界曾向张忠培请教，该如何做这一类遗址的考古？张忠培说：必须做格局，做遗址的空间布局。但老司城这类遗址建筑遗存多，建筑物多次反复建造，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到底应该怎样做那个时期的布局颇费思量。张忠培指出：“这类遗址的格局要从道路着手，排水沟也是重要的突破口，把这两类遗存做好了，这座山城的格局才有可能做好！”

　　后来，湖南考古界按照张忠培的要求去开展工作，果然取得重要收获，取得了不同时期和年代的准确遗存，与道路及排水沟的分布有密切关系。而且，为了给老司城申遗，张忠培前后四次来到老司城现场考察指导，在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展示、突出普遍价值的提炼、遗址公园的建设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他对老司城更是饱含深情。他走在老司城的正街，用拐杖指着老司城的宫墙说：‘什么是世界遗产，看啦，这就是世界遗产!’”

　　长期伏案科研和野外奔波，张忠培近些年多种疾病缠身，以致这两年需要吸氧方能减缓呼吸之苦。“几天前，先生忙完三本书稿之事，感觉疲劳，消化不畅。晨间六点多上洗手间，儿子陪同回床时就歪在那儿不行了。立叫120急救车，在急救车上心脏就停止跳动了，用复苏的方式送到就近的积水潭医院再进行抢救，没有抢救过来，就这样，先生走了! 意料之外的匆匆而行，从此无法再聆听他的湘音，从此考古界少了一颗星！”郭伟民说。

　　首任院长易培基开创“故宫博物院早期发展的鼎盛时期”

　　谈到张忠培，就会谈到生于长沙的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高蒙河感叹，长沙不仅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同时出考古方面的杰出人才，“你们那个长郡中学，就先后出过两位故宫博物院院长，第一任院长是易培基，第四任院长便是张忠培，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考古界的奇迹！”

　　说起易培基，可谓话长。1880年2月易培基出生在长沙白沙井旁，从小在长沙长大。1921年端午节蹈海自杀、以死殉国的近代思想家易白沙就是易培基的弟弟。

　　易培基本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做了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秘书。1913年“二次革命”时对黎元洪倒向袁世凯不满，便一走了之，回到湖南做起了教书先生。在一师做国文教师时，毛泽东成了他的学生。后来，师生俩在“驱张”运动中又成为战友。正是这一运动，让师生俩成为湖南的政治新星，而易培基则成为重登督军宝座的谭延闿的铁杆，身兼省府秘书长、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一师校长要职。谭延闿被赵恒惕“逼宫”走人后不久，易培基在湖南立足不住，只好南走广东，和他的老长官一样，进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

　　1924年，易培基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次年，溥仪被驱逐出宫，北洋政府下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石曾担任委员长，易培基为委员，负责接收故宫。从此,易培基的命运和故宫缠绕在一起。

　　在易培基的努力下，确定了博物馆的名称、清点了文物、起草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等等。这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仅两天时间就接待游客5万余人。

　　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据一本讲述故宫博物院历史的书上介绍，“易培基到任后，决心全力整顿院务，除保留原有的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外，又增设秘书处和总务处。易培基担任院长后，发动党政军要员捐款维修故宫，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曾为故宫捐款。易培基借此得以维修宫殿。此外，在陈列展览、藏品保管及分类，编目，文献整理及汇编出版，建立分类书库、鉴定版本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1929年，在易培基主持下，创办了《故宫周刊》等四五种期刊……这段时间称得上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直到北平解放这一早期阶段的鼎盛时期。”

　　1928年10月，易培基的“老上级”谭延闿做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也“入阁”，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行政院农矿部长。不过，易培基的命运也像故宫的砖瓦一样——灰暗的结局。在激烈的政治倾轧中，他不仅丢掉了官职，而且还蒙冤故宫盗宝案中。1937年9月，在上海租界中躲避官司的易培基，因积愤新旧病同发，含冤逝世，终年57岁。直到几十年后，当事人才把其中真相道出，总算给易培基洗清恶名。真是荣也故宫博物院，辱也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