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与沈氏姐妹的生死恋(6)

为了提防再有巡警来搜捕，沈葆英立即离开了这所房子，急忙去找恽代英。夜深了，她在僻街的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求好心的主人借宿了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在街上流浪。直到第三天早晨，她又来到靠近原来住处的一条街上，远远看见恽代英迎面走来。因为这里离原来住的地方太近，怕引起注意，都没有敢打招呼，相互递了个眼色，擦身而过。恽代英在前，沈葆英尾随其后，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左右望望，可以放心了，才先后走了进去。

沈葆英向丈夫诉说了几天来的焦急心情和流浪生活的遭遇，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恽代英扶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四妹，别难过。这两天找不到你，我还以为你也被捕了。现在证明，你很机警，又很冷静，适合做秘密工作。吃了点苦头，经受了锻炼，也是收获。丢点东西不要紧，只要人安全就是胜利。”

恽代英与沈葆英夫妻情深，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损失极大，党内思想十分混乱，在许多同志中产生了一种埋怨省委的情绪。在究竟应不应该举行暴动，暴动应采取的方针以及暴动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上，省委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主持省委工作。李立三根据中央1927年十一月扩大会议对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进行处罚的规定，撤销了恽代英等省委委员的职务。这样做非但没有统一思想，相反造成了更大的混乱。1928年2月，党中央及时派邓中夏抵港，担任省委书记，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做法。但不久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邓中夏被捕。

在此情形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于3月中旬来到香港，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为了躲避巡捕和特务的耳目，会议利用办喜事的公开形式，在一栋张灯结彩的公馆里举行。

这一天，沈葆英以女傧相的名义，站在门口招待来宾，起着会场第一道警卫的作用。

来的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暗号，说：“恭喜恭喜，向王小姐、何先生贺喜。”

沈葆英回答说：“怠慢怠慢，多多原谅。”

来人把手挥三下，就可以放进去。

沈葆英第一次参加这样重大的活动，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心里既兴奋又紧张，特别小心地站在大门口接待来宾，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大街上，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来宾中有不少人是老早就认识的。突然，她看到走进来一位颇有气派的“贵客”，他中等身材，穿着浅色西装，英俊而消瘦的脸上，浓眉下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跨进大门时，朝沈葆英亲切地点点头，马上就有人把他引过天井，接进客厅去了。

“他是谁？”沈葆英觉得这个人挺可亲的，正在思忖。恽代英悄悄走过来，贴在沈葆英的耳边说：“他就是伍豪！”

“呵，他就是伍豪！”沈葆英惊喜得瞪大了眼睛。伍豪即周恩来。她以前虽然没有见过，但早已从恽代英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口中，听到有关他不少传奇性的故事。这时，沈葆英的眼前，浮现出恽代英每次谈到周恩来时，那无限钦佩和信赖的神情。

客厅里有几个人在打牌。接着又有人过来审查来客的身份，送进新房，那里才是开会场所。客厅里有打牌和侍应仆役，都是打掩护的保卫人员。内室里围着“新郎”、“新娘”谈话的人，才是会议的主要人物。

会上，周恩来首先肯定了广州起义。他指出，在这次起义中，绝大多数同志包括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都是英勇斗争的。提拔一些工人出身的优秀分子参加新的省委领导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因此清除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还分析了起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恽代英和其他被撤职的同志恢复了职务。

此后不久，沈葆英怀孕了，恽代英就更忙了，每天除了写稿、编刊物、开会以外，尽量腾出时间照顾沈葆英。那时，党的经费常常中断，恽代英夫妇的生活很拮据，有时甚至断炊。恽代英就想方设法买点好吃的给沈葆英，即使炒个菜，也是自己避开，给沈葆英一个人吃。他偶尔也买点水果，让沈葆英开胃，而自己却常常饿肚子，不让沈葆英知道。

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患有肺病的恽代英身体更加消瘦了。沈葆英看到丈夫一天天消瘦的脸庞，心中十分难过。恽代英却不以为然，非常乐观。有一次，他对沈葆英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的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这种思想、情操、乐趣，是那些把占有当幸福，把肉麻当有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就这样，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坚持对敌斗争。

恽代英夫妇与周恩来夫妇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8年冬，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协助部长周恩来的工作。恽代英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各省省委负责人来上海汇报工作，周恩来腾不出手无法前去时，均由恽代英接洽，并直接作出决定。他回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总是表示同意或照办，从未提出异议。

1929年初，恽代英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在这前后，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海地区党的机关报《上海报》的编辑。沈葆英协助恽代英，负责搜集资料。在沈葆英的协助下，恽代英写了大量文章，猛烈地抨击蒋介石新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他大声疾呼：“只有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建立我们工农兵贫苦民众自己掌握政权的国家，才可以永远灭绝国民党的毒害，灭绝军阀战争！才能求得中国经济的独立与国际平等，这是中国工农群众唯一求生存的道路。”

沈葆英当时担任党中央机关的机要员，用药水抄写信件，登记来往电报，管理或递送重要文件，并负责保卫工作。为了工作需要，她有时化装成服装艳丽的阔太太，有时又扮成穿着朴素的家庭妇女，把周恩来交给她的文件送到指定的地方去。

那时，邓颖超是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常常到机关来检查保卫工作。临近春节，她怕同志们麻痹大意，又特意到机关来。她领着沈葆英楼上楼下仔细查看，看窗口的暗号放得是否合适，会不会被暗探察觉，机关人员的生活和服装有没有会引起敌人注意的地方。她边看边叮嘱沈葆英说：“葆英啊，恩来和代英从黄埔军校到南昌暴动，两次共事，了解很深。现在是第三次共事，合作得很好。他们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保障他们的安全，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每次代英回来得早晚，他出去检查工作到些什么地方、经过哪里、在哪吃饭、回来时后面会不会跟上‘尾巴’，都要注意。”邓颖超还特别关照沈葆英要关心恽代英的身体。她语重心长地说：“葆英呵！一个女同志，作为他们的亲属，把他们保护好，也就是对党的贡献。”

沈葆英看着只比自己大一两岁，然而却有那么多丰富斗争经验，对同志又如此热诚的大姐，感到非常敬佩。这时，沈葆英已临近生产，对照顾孩子和革命工作的矛盾顾虑重重，就向邓颖超讲了自己的想法。

邓颖超恳切地对沈葆英说：“女同志总是要做妈妈的。关键是做了母亲不要忘了党的事业，不要忘了工作。只要安排好，矛盾还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