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是如何惨死的?(7)
孙维世用心良苦。当时中苏关系还不错，文艺界还是拿苏联专家当圣人看，来了一位名导演维斯里，要在中国排一场契可夫名剧《万尼亚舅舅》。找了许多男演员都不能使这位导演满意，他问孙维世中国就没有更合适的男演员吗？孙维世就顺水推舟推荐了金山，维斯里本来就听说过金山。在他的要求下金山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中国青年艺术学院，成功的扮演了《万尼亚舅舅》，受到中外一致好评。
虽然从此金山又回到演艺界，可是远不像过去那样辉煌。在艺术上他还在不断探索，自编、自演、自导了话剧《红色风暴》，他主演了施洋大律师，又一次轰动了话剧界，并被搬上银幕。但他只是一个演员了。
周恩来一反常态，“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不理睬“江青同志”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由于金山事件，她依然选择“为爱情牺牲”，牺牲了她政治层面上的机会。如果她和金山划清界线，毅然决绝
，她可能在政治上步步青云。但她对红墙内的多数党内要员基本看不上眼，觉得他们改不掉农民习气，都变成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似乎跟她在莫斯科所受的熏陶格格不入。她宁愿和政治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条件下发展其艺
术才能。
一九**年夏天，我和爸爸的老朋友鲁少飞的儿子鲁兰成，一起去看青艺的新戏《杜鹃山》，时间到了也迟迟不开幕，人们说：要等中央首长。我们气得要命，这个当官的也不按时来，害得我们久等。大约等了一刻钟以后，灯光才暗了下来，这时看到一群人在黑暗中慢慢走向贵宾席。开演后，我看那贵宾席上有一个人穿了一身黑衣，那在当时真是奇装异服了。我小声对兰成说：中南海里怎么还有这种怪物。他连忙叫我别胡说。
就在这个晚上，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召见了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回忆说：她第一眼没认出来是江青，以为是一个修女或者神父，因为江青一身玄色，还披着大黑斗蓬。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最近她参与了京剧改革，也想参与话剧改革。她也知道话剧界人才济济，很多都是她的老相识、老同事或者她的老师辈，要参与话剧改革谈何容易？她对孙维世说：《杜鹃山》这出戏有很多问题，希望和孙一起拿这
个戏作为试点，进行话行话剧改革。孙维世不卑不亢的说：
“我现在已经调到实验话剧院了，来修改青艺的剧幕不太合适，再说，现在我准备到大庆去体验生活，也准备在话剧上有所突破，所以没有时间和您合作了。”
孙维世的婉言谢绝，等于说，你江青对话剧根本就是外行。这更深地得罪了江青。江青最受不了的是被别人瞧不起。
同年十月，孙维世参加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的坐谈会，她刚刚坐好，江青突然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文艺界表示很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占领
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谍，她说：
“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如果孙维世对政局的险恶有所了解，如果有足够的聪明会抓住这个机会向江青示好，虽然长远来看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将来的杀身之祸。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孙维世眼中只有总理一个人。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决心等待机会加倍报复了。
◆江青打了周一个耳光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打
出来朱德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物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奈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
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随便来西花厅，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有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她们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敌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据我所知，在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还有我们几个学生等等。我想这些签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