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是如何惨死的?
孙维世是如何惨死的?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女犯、夜半歌声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的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的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叮叮格儿，咙格儿咙；叮叮格儿，咙格儿咙。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刘焕栋（信使）、李兰平（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在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他。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和他爸爸还认识……。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剧作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张春桥和江青。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谣言”？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的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记念爸爸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伸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谈，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在北京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北京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消毁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青年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的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二十年后，我在天涯另一隅的普林斯顿大学，遇见唐达献（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唐达成之胞弟），一起聊当年的囹圄之灾，他说：“当年我也关在半步桥，你们比我们先进去的，是当时一号大案，我们是另一种大案进来的，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我们自然的谈到当时在看守所里关了哪些人，都见了谁。我告诉他，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副官”，当初给咱们这些未决犯计划每天粮食的定量，就是他干的，冯基平划勾的，这回跟咱们一块挨饿，古话应验了，这就叫“作法自毙”。当时我问这干部：是不是定量太少了。他苦笑着说：那时哪会想到呢？觉得未决犯反正不干活，八两粮食差不多了。没想到这么难熬。
我又问他：那个在走廊里老喊“革命的同志们啊！”的那个人，准是和你一样，也是北京公安局的老干部吧？他默默的点点头。
我看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就又问他：“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我和夏书林也都这么想。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本来那唱歌的女士住在我们楼下，她轻声的夜半歌声，都字字入我耳。
◆《保尔·柯察金》女导演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青艺”）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