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美娟:父亲沈醉是个悲剧人物

沈美娟:父亲沈醉是个悲剧人物

沈醉，字叔逸，191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农村，1996年去世。十八岁进入军统的前身——复兴特务处；二十八岁成为最年轻的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后分别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沈醉参加了云南省主席卢汉领导的起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仍被当做战犯关押起来，后于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当初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的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沈美娟是沈醉最小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留在大陆的子女。从1960年被特赦到1996年逝世，三十多年间，沈醉与女儿沈美娟相依为命，共同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有喜有悲，反映了时代大背景下个体的悲欢离合。2011年8月，本刊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沈美娟。

对于六十六岁的沈美娟而言，离世多年的父亲沈醉始终活在她的情感世界中。父亲的一生惊涛骇浪，折射在她的身上竟也云谲波诡。如今，父亲已离世，带走的是或悲或喜的一世心情，留给她的却是无尽的思念以及对父亲一生际遇的痛惜。好在她并不寂寞，一只精灵般的小鹿狗不离左右，儿孙们也频频探望，更主要的是，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已然成了她每天生活的主题。这些资料是父亲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父亲留给她的念想，整理这些史料是她聊以自慰的最好方式。

2011年的夏末，暑意渐消。在小鹿狗的狂吠声中，沈美娟为我们打开了家门。客厅不大，朴素整洁；墙上挂着沈醉的照片和全家福，北面墙上突出的位置悬挂着沈醉1991年书写的“家兴承祖德，忠恕福儿孙”条幅，字迹清奇有力。沈美娟说，父亲一生坎坷，充满悲剧色彩。表面上看，他开朗、乐观、风趣、健谈，实则一生萦绕于心的是深深的自卑和由此产生的孤独与悲凉。

与父亲相思不相见

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的隆隆炮声中，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香港、台湾。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的父亲，却在上司毛人凤的强令下 “坚守”云南。眼看越来越多的人身揣细软、挈妇将雏前往台湾、香港甚至海外，父亲终于按捺不住，决意让母亲粟燕萍带着年迈的祖母和我们六个未成年的子女到香港暂避。当时，排行老五的我还不到四岁，小弟才一岁多。

对于离别的情景，三岁多的我不会有什么清晰的记忆。后来每每跟父亲谈及此事，他都为当初的决定自责不已。父亲是无奈的，否则他不会让母亲一个弱女子带着一家老小到一个陌生之地。为了让同往香港的一个朋友关照自己的妻儿老小，他送给这个朋友一家五张飞机票。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搞到一张机票就是一件很难的事。令父亲想不到的是，朋友一下飞机就自顾自地领着家人走了，丢下我们一家老小在香港这个陌生之地茫然无助。

多亏母亲随身携带了一些金银首饰，变卖后好歹安顿下来。煎熬和期待中的母亲，不久从报上得知父亲在云南参加了卢汉领导的和平起义，她相信父亲很快就会到香港接我们回去。然而，一段时间的苦苦等待之后，父亲却失去了音讯。情急之下，母亲让舅舅领着我和呆傻的大姐先回大陆寻找父亲。命运就是这般弄人。最初，母亲决定让舅舅带走的不是我和大姐，而是三姐和四姐，原因是我的年龄太小，而大姐又不正常。但临走前一天，三姐患急性肠炎住进了医院，四姐被汽车撞断胳膊也住进了医院。

就这样，我和大姐跟着舅舅回到了大陆，暂住在长沙的伯外公家里。

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人把舅舅五花大绑带走了。二十四岁的舅舅就此一去不回，再后来听说他被当做潜伏特务枪毙了。不久，又一个坏消息传来：父亲被“镇压”了!原本期待着有一天与父亲相见的我们姐妹俩，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痴傻的大姐因无人照顾，最终又病又饿而死。大姐死的那天晚上，还不明白死意味着什么的我，惊恐地看到大姐的腋下已经溃烂，几条白蛆在溃烂的地方蠕动；伯外公在大姐的衣袋里找到一片肮脏的白菜帮和一只用破布条包着的、已经咬了一半的血淋淋的青蛙！那是饿极了的姐姐临死前“珍藏”的食物。多年后，那个场景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令我伤心不已。

父亲不在了，姐姐也死了，香港又回不去，我只好跟着伯外公艰难度日。伯外公整天在采石场砸石头，又累挣钱又少，每天只能给我提供少许食物。不到六岁的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每天除了外出捡劈柴，还像个野丫头一样到处找寻可以饱腹的东西。一次，听说远处的一个水塘里有鱼，我就和小伙伴一起去抓鱼。好不容易抓到一些小得可怜的鱼，一个男孩却说我抢了他的地盘。争执之中，我毫不退让，不料因此埋下隐患。几天之后，那个男孩带着几个人在半路截住我又踢又打。我奋力还击，竟一脚踢在他的裆部，差点毁了他的“命根”。后来，伯外公为此花了一个星期的伙食费给那个男孩看病。

当初送全家去香港的时候，父亲以为离别是暂时的，不日即能与亲人团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别让他抱憾终生！原来，他没有被当做起义人员对待，而是作为战犯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战犯集中营接受政府的教育改造。此后十几年，他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但阴差阳错，那一时期港台媒体登出的消息却是父亲被“镇压”了，台湾方面还因此为父亲在忠烈祠设了牌位。绝望之中，母亲为了给子女们找一个靠山，无奈嫁给了一个从大陆过去的男人。

父亲获释，奈何伊人已做他人妇

日子虽苦，我还是一天天长大了。20世纪60年代初，大陆正经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的煎熬。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可是因为营养不良，看起来还像个没有发育的小女孩。初冬的一天，我的一个表舅兴奋地来到伯外公家，指着一张《人民日报》上的特赦战犯名单对伯外公说：“您看，五妹子的爹还活着！”父亲的确没有死，这些年被关押在战犯改造所，1960年年底被特赦。这些消息是后来我从父亲的来信中获知的。父亲还说，要我去北京和他见面，并随信寄来了一件他用自己的睡衣改成的小衬衣，说让我穿着这件衣服过去，方便他接我的时候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