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之子释疑反腐为何很少打到“红色后代”

　　蔡小心2012年开始活跃在微博上。他的简介有三项：抗美援朝战史学者、军史作家，而最吸引眼球的是最后一个身份——铁原大血战名将蔡长元之子。

　　“人们把‘红二代’妖魔化、污名化了。”见面那天他多喝了点酒，热血沸腾，一坐下来，先为“二代”群体“亮剑”，“你想想，为什么现在党反腐败这么厉害，却很少打到‘红色后代’呢？”

　　这个问题由他抛出来，多少有点力度，毕竟其走红微博的契机，正是近几年的反腐热潮。因着开国少将之子的身份，以及这些年对军史的研究，蔡小心对军队“腐败－反腐败”情况的了解似乎总是先人一步，且他热衷于微博爆料——包括谷俊山、徐才厚等军中大案的进展，网友很多时候都是最先从他那里获知的。

　　“是不是我最先挑明的，我也不清楚，其实这个并不重要，只要是有确实的军队惩治腐败的消息，我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第一时间披露出来。”

　　少将之子

　　蔡小心微博上的头像戴着墨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姿容端正。他平均每天刷十多条微博，大曝军队反腐进程外，多半时候就是转发作为红色后代及老干部们发声基地的《正声网》消息，其本人也是《正声网》理事长，内容之“红”可想而知。由此，人们对他也是喜恶分明，一些人志趣相合、热情援助；另一些人则愤怒鄙夷，直接骂他“大五毛”。

　　“左啊右啊吵来吵去，其实我非常反感，有用吗？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中国派。”

　　“我们的父辈是打天下过来的这帮人，出生入死，翻过大雪山，爬过大草原，不怕死，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为了革命精神，为了老百姓翻身。”他说的时候正视前方，眼神有点落寞。

　　如今在中国，“红色后代”身份颇为微妙。虽然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们仍高高在上并覆盖着神秘面纱，但与此同时，祖辈建功立业的年代早已过去，他们当中只有极小部分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其他大部分人早已远离权力中心，从商，甚或成为更不起眼的平头百姓。

　　蔡小心属于后者。他生于1976年，彼时热血革命的年代早已过去，父亲蔡长元已届60岁，因老年得子，对这个幺子特别疼爱，却从未跟他说过自己当年的经历与功绩。成年以前的蔡小心，甚至连父亲是什么“官”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家房子比较大，有人照看我”，以及父亲人虽温和，却“不怒自威”，他们所住的整个高干大院里的人“都怕他”。

　　尽管如此，军人家庭的家风还是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他内心。他印象中的“红色后代”生活是这样的：从一出生开始，生活环境比一般人好，不愁吃喝穿，对钱没什么感觉；同时从小热爱文、史、哲，并受到老一辈革命家思想行为的影响及感化。

　　蔡小心记得，6岁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去南泥湾玩，事先没跟任何人说，当地官员却不知怎么知道了，非要来请吃饭。蔡长元很不高兴，勉强去了，饭后却自行付了饭钱，让现场官员灰头土脸。“那次我抱回来一个小花猫，它的指甲把我脸划花了，那是我第一次养宠物的开始。”

　　另一次也是六七岁左右，身为陕西省军区政委的蔡长元带着蔡小心出门遛弯，回到省军区大院外才发现忘带证件，新来的站岗卫兵不认识他们，把父子俩拦在门外。“父亲当时什么都没说，就笑了笑，带着我蹲在对面马路牙子上，等他的秘书回来领我们进去。”

　　“荣誉即吾命”——蔡小心在纸上，认认真真写下这5个字，推到面前给我看。

　　“我看到了一座丰碑”

　　“我想，这就是‘红色后代很少腐败的原因，‘家境’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还是‘家风’。”蔡小心说，“我们老哥老姐们，也是吃很多苦过来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蔡小心在微博上的形象至少是言行激越和能量充沛的。仅仅通过网络，你完全不会想到他从小就带有“残疾”，差点永远失去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

　　采访那天，我们约在他家附近的一家茶馆，他提前到了，热情招呼，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一股浓浓的异国口音，即便百分百专注，你也很难完全听明白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的声带有问题，你听不明白就问我，我写给你看。”他用最慢的语速，一字一顿说，然后指指耳朵，给我们看戴着的助听器。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革命家庭都熟悉的叙事模式：“1966年，我父亲奉周恩来之命负责守护北京南大门，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可是因为得罪了江青，1967年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如果不是周总理保他，就没有我了。”

　　1969年，周恩来眼见北京的运动愈演愈烈，便将蔡家举家安排到四川绵阳红军院，希望通过远离“是非地”而进一步保住他们。因而，直到1976年蔡小心出生，蔡长元一家仍然承受着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待遇。

　　不幸在蔡小心两岁半时发生。那时蔡长元还未平反，孩子高烧不退，母亲带着他去医院看病，医生一看这是出身成分有问题——不能给他开“好药”。本来两支青霉素就能治好的病，就是不开药，母亲只好抱着他到村里，打了链霉素(一种不适用于幼儿的抗生素)，小命是保住了，可是耳朵和声带却受到了严重损坏。

　　自幼失聪，对孩子语言能力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助听器，听不到声音，意味着学不会说话，只能成为一名使用手语的聋哑人。

　　“幸好我有一个很开明又很爱我的妈妈，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就喝了农药了。”蔡小心说，他说“妈妈”这个词的时候语调非常温柔，眼睛有点湿润。他记得，那时为了想办法教他学说话，“妈妈跑了很多地方”，最后她综合发明了一套“镜子法”——在自己旁边放一面镜子，很慢很慢地发音，蔡小心听不到，就看着妈妈的嘴形学，对面的镜子可以让他知道学得是否标准——就是用这种方法，学一句话需要重复无数遍。

　　即便如此，要发出去准确的语音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后来戴上了助听器也纠正不过来。与记者交流时，他不时放慢语速，把关键词一再地重复，看到记者眼神依旧迷惑，他就拿起笔，在纸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