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路：19557箱文物经历尽劫难却无一受损
九一八后，日本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在此情形下，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然而这一提议竟遭遇到汹涌的反对声浪。其中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
这是故宫人在日军铁蹄之下的坚定选择。他们扛不动枪，但扛起了文物；他们无力阻止国土沦丧，却誓死守护这不绝的文脉。
从1933年2月第一批文物南迁，到1949年以后文物陆续北返（1950年从南京运回第一批1,500箱，1953年又运了一大批，至今仍有2211箱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20年来辗转上万公里，播迁10余省，百万余件文物无一损毁，故宫先辈们的壮举缔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的奇迹。
烽烟骤起，何去何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
或遭毁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开这两种命运。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还在灼痛记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以史为鉴，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遇到汹涌的反对声浪，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
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他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还鼓动众人将出入故宫的各个大门给堵了起来。日本人在报纸上发表言论，称：“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是迁还是留？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1933年1月1日，万里长城起烽火；1月3日，山海关失守。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单位的19557箱文物在军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分5批南迁。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押运文物的故宫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描述道，“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匆匆告别家人，约20名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踏上迢迢南迁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文物从南京分三路向西迁移，曾和父亲作对的马彦祥主动报名，要求加入押运队伍。马衡、马彦祥成了护送文物的父子兵。
北平沦陷治后，日寇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宫。他们数次强闯故宫，抢走大铜缸66座、元明清时期所造铁炮数尊、铜灯亭91个，运往天津去冶炼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南迁文物正藏在日寇够不着的地方。跋山涉水觅生机，颠沛流离求保全。故宫人日夜守着它们，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兵荒马乱，护宝辗转
1945年10月10日，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次年2月15日，故宫交接大会召开。
巍巍故宫，竦峙苍穹。
雕梁画栋，巧及人工。
文华武英，太和乾清。
体象天地，寔丽且宏。
谁其守之，惟吾队士；
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参加故宫交接大会的北归英雄和留守职工齐聚中和殿，唱响了《故宫守护队队歌》。歌词“惟吾队士”中那种舍我其谁的文化担当，为十余年背井离乡的漂泊生涯贴上了无悔的标签。
这些年，不管是面对日机的轰炸、土匪的拦截、敌特的跟踪，还是激流的冲击、山道的险峻、生活的困苦，故宫人从未有过退缩。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国宝的分量重于个体的生命；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的士大夫的血液。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他们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
文物前脚刚撤，炸弹后脚就到，这样说来，文物确实有灵；但如若故宫人存一丝犹豫或侥幸，行动只消放慢半拍，文物还会刚巧躲过浩劫吗？
19557箱文物抵沪后在上海法租界暂存，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1936年秋，文物移入新库。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根据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则，南迁文物分3批向西迁移：
80箱文物走“南线”，经长沙、贵阳，1938年抵安顺，1944年12月接运到四川巴县；
7286箱文物走“北线”，经宝鸡、汉中、成都，1939年7月抵峨眉；
9369箱文物走“中线”，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1939年7月抵乐山。
1937年12月9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前4天，马衡、徐森玉、欧阳道达等押运第三批“中线”文物，随英国轮船“黄浦号”驶离浦口码头。雨声夹杂着隆隆炮声，日军开始攻城了。万安陵前的石麒麟和明初建造的南京城墙被重炮击毁，牛首山佛教寺院和中华门西街古清真寺被大火吞噬。日军将朝天宫库房所剩文物移至北极阁藏匿，将朝天宫屋脊上的装饰物“吻鸱”拆下占为己有，将国学图书馆的档案和图书或掠或烧……
哪里能避敌就去哪里，三路文物随战局变换目的地。
“南线”的80箱文物非常珍贵，包括甲骨文、钟鼎、碑拓，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名家字画。它们起先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著名的岳麓书院。已升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暂时安顿好“中线”之后到长沙，发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三面环山，若在这里凿洞存放文物，会比较隐蔽。说干就干，几周后山洞凿好。这时马衡突接密电，得知日军将在近期大规模轰炸长沙，便紧急组织文物向贵州转移。装文物的车队刚刚离开，多架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爱晚亭旁也有死伤。“北线”更惊险：装运文物的列车在郑州车站停靠接驳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郑州站陷入火海，狂风席卷着烈焰扑向装有文物的车厢，司机果断发动列车，冲出火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