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前院长张忠培先生访谈录(2)

他对我当然是很爱护的，实际上是祖父把我带大的。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从小就是同我祖父、祖母睡在一个床上，而不是跟我父母睡。我没有上小学之前，他教我《三字经》，要是我背不下来，我就被他敲脑顶壳，就是用手指结敲头顶。这时，我也才知道他很严厉。

当时家里还是很惯我的，当时一天我能吃五顿饭，我早上、中午、晚上吃三顿饭，早上和中午之间还有茶点，喝喝茶，吃吃点心。晚上还吃点夜宵，一般是吃面。我有的时候要吃汤包，我祖父就会打发人去茶馆买给我。我小时候的脾气不好，有次给我买了两三蒸笼汤包，我叔叔就吃了两个，我就不行了，又哭又闹，我祖父便狠狠地训了我叔叔。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了，例如说我那个鼻屎吧，给我弄干净了，我就闹，不让弄，家里人就从地上捡起来，家里人再给你塞回去。哈哈，家里是顶惯我的。我上学的时候，总要给我带点点心，有一个同学跟我一起走，我会分一半给他吃，三个人跟我一起走，就分成四份，大家一起尝一尝。我从小就这样的，对人很平等的。

我没有上学之前，长沙因为经过焦土抗战，很多房屋都没有复建起来，到处都是火烧坪，一片瓦砾。那个时候我家住在坡子街。因为父辈常要带我上茶馆吃早茶，所以我也去过不少的茶馆，对茶馆很熟悉。有一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我还只有四五岁。这天早上起来，我买了个葱油饼吃，就在街上一个人走来走去地玩。遇到有一个女人，她说她是人家的保姆，当时不叫保姆，她说“我是人家的请的人，我家主人要我去买包子，我不知道在哪里买，你能帮我不？”我就给她指指路，她说还是你带我去的好，我看她挺善良的，我就带她去了一个茶楼，她说这个茶楼不太好，我又带她去另一个茶馆，她又说不好，我就再带她去一个地方。带来带去就带到火烧坪了，我到现在还记得，火烧坪有口井在那，有一个人还在那打井水。这个女的就跟我说，“你身上的毛衣式样挺好的，借给我做个样子好给主人家的孙子织件毛衣”。我就想，这可能是上当了，她是个骗子。同时，看到她面带难色，是个善良的样子，也感到她说的可能是实话。她就一边说一边脱我的衣服。衣服被她脱了下来，她就走了。我感觉我受骗了，一个人找到家，这个时候太阳已经高升了，被人骗了一件毛衣，我不好意思进屋，就摸着墙，从门口伸头往屋里看一下，我家里人正急得团团转，一看我露脸了，就说“哎呀！在福回来了！”

采访者：您那个“在”是存在的在？

张忠培：这个我搞不清楚。小时侯我被叫“培伢子”或者“在伢子”，具体用哪个字我不清楚。我回来了以后，就有点担心，觉得上当受骗了丢了一件毛衣，家里人会训我的。但是家里人见到了我，都乐了起来，都没有说丢了毛衣的事，都说人回来了就好。

我小时候心很善良，认为周围的小朋友都是善良的。除了上面说的吃的方面外，我的玩具很多都跟小朋友一起玩。有时候，还把我的玩具让给朋友玩，我在旁边看着他们玩。

我的童年是从灾难中过来的，长沙四次沦陷，我们就四次逃难，四次逃到乡下。我记忆中，最长的一次是最后一次，是1944年，有一年的时间，我们都在乡下农村的家。我农村的家在林子冲。这里盖着一栋砖瓦房，住着三户人家，我家住在中间，右侧是我叔祖父家，左侧住着我家的佃户，佃户家姓杨。这三户住户的屋顶相连，各有大门出入，佃户的房顶是用稻草盖的。冲外五里有一个小镇，叫田心桥。这个地方有一个日本兵的炮楼，就是一个据点。他们经常会出来打搂，抢东西、劫掠。他们一来，我们就得往外逃。我那个时候9岁了，我的堂弟4岁，有一次逃跑的时候还从山坡上滚了下来，但是我不怕，也不哭，站起来跟着大人又跑。有的时候晚上还不能回去，要在山林里面住，还短时期在我姑父家住过。国难家仇，就过了一段这样的生活。为了度过这样的日子，祖父带着我种了菜园子，上山拾柴火，也养了十来头猪，我就在祖父带领下，穿着草鞋劳动起来了。我家被日本人洗劫过一次。当时我家里在堂屋里头砌了一道夹墙，把一些货物藏在里面。有一次被日本人找到了，把夹墙里的货物抢劫一空，我的堂婶被强奸了，佃户杨六爹被拐去，一直没有回来。抗战期间，家里几次破产，又几次在我祖父的辛劳下逐渐恢复，走向兴旺，但是伤了元气，到解放后，经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和私房改革，家里就成了无产者。

采访者：您的小学是在长沙市读的还是在别的地方读的？

张忠培：我大约读过很多小学。我在长沙市至少读过四个小学，我发蒙的小学是孔道小学，之后是丽泽小学，豫章小学，还有一个叫城西二校，后来又回到豫章。

采访者：里头有日伪的小学吗？

张忠培：没有，我没有在日伪小学读过。日据时期很短，最长的一次只有一年左右。

采访者：也就是说，日本人在豫湘桂战役之后，并没有一直留在长沙？

张忠培：他进来以后就被打走了。他们人那么少，怎么可能占得了中国那么多地方？

采访者：进来就被打走了？

张忠培：对，只有最后一次待的时间长一些，他们来了，我们就逃到农村住了。我在农村里面至少住过一年，上过两个小学，一个是彭家祠堂，一个是张家祠堂，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至少上过六个小学。

采访者：您家在长沙县算是大族？

张忠培：不算大族。我祖父是贫农出身。张家有很多人，我祖父那一代大部分是种地或者是作手艺的，没有一个是书香人家。我家是张家这一支里最有钱的，在乡下，周围十里八里之内，我家也是最富裕的。

采访者：那当时乡间的管理或者是维系，是靠保甲制度还是靠宗族的民间自治来维系的。

张忠培：乡下没有这个保甲，顶多有个保，但是和人们并没有多少的联系。

采访者：那还是宗族的维系？

张忠培：就我们家来说，乡下的宗族维系也不密切，张家有一个祠堂，祠堂办一座小学，有宗族的公田。从林子冲家往上面走几里地，方向我搞不清楚了，就到张家祠堂了，往下面走就到彭家祠堂了，再往下走，就到邹家大屋了，是我姑父的家。我祖父对同一祠堂的各个张家，都有一些资助，对同乡的一些贫困人家，也有一些资助。

我只上了五年半的小学，读了六所学校。在城里上不了多久，日本人来了，就跑到乡下，日本人撤退了，我们再搬进城来，又在城市里念小学，哪能安宁呀！日本飞机来轰炸，鸣放警报，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一放警报，到处都是“呜呜呜呜呜呜”的，人们就纷纷地躲进防空洞了。我躲惯了，就不怕了，有时外边在放警报，我还在街上玩耍，家人很着急，可他们在防空洞里也没有办法。我看到街上空旷无人，寂静无声，只有隆隆的炸弹声响彻上空时，我才躲进靠近的防空洞，此时，家人见到我所产生的抱怨、惊喜的复杂表情，至今难以忘怀，仍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一次，等警报解除之后，我站在坡子街口，看见黄兴路上从北而南的担架一具一具地经过，我一边看一边数，数到最后，多达六百多具。这是令人凄惨、悲壮、愤慨的数字！当长沙最后一次沦陷不久，我住的乡下就出现抗日游击队，后来国民党又派来了忠义军，忠义军全是美式装备，身着中式黑色衣服。抗日的战火在燃烧，我家的店员去长沙街头杀死日军的消息，也传到我耳中，激愤抗日之声，在我幼小的胸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