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前院长张忠培先生访谈录(5)

我们两人走到训导室门口，往里看去，曹老师不在，便站在训导室门口的左侧，等候曹老师。不久曹老师从训导室右侧楼梯走了下来，当他跨进训导处门口之时，我们便跟在他身后，走进训导处，走在前面的曹老师，刚一转身，我们俩马上向他行礼，刚一躬腰，曹老师就抽了我们两人的嘴巴。啪啪，我们两个都挨揍了。我立刻做出反应：“你怎么打人！你不讲清楚事情，又不问清楚事情，就打人！你不讲理，这对吗？！”曹老师立即制止了我，质问道：“为什么打你们，你们在美术课堂上干了什么？不知道吗？”林怀斌沉不住气了，他正要开口，我掐了他一下，让他别说话。曹老师看到了，他说：“你干什么，你怎么不让他说话？”我立刻回答：“我是要他先让我说，老师要冲出教室，不上课了，我请老师留下来，这有什么错吗？课堂上我们俩做了什么？老师在这里，你可以请她讲明白。”我知道美术老师爱面子，不会将课堂上发生的事完全讲出来的。美术老师没有出来说话，坐在一边的老师们还在那里聊天，曹老师被我这么一说，没有立即反应，等了一会，我又对着教公民课的老师说：“你上周给我们上公民课的时候，说学校不能体罚学生，现在曹老师打我们，还不说清缘由，就打我们，这对吗？”这时曹老师突然呵斥道：“给我站到那里去！”同时，用手指向要我们站到的那个地方，我抬头一看，是置立墙角的一面镜子。我说“这是罚站，是体罚！为什么要罚我们站哩！”我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也示意林怀斌朝立镜子的方向走去，面对镜子，站在那里。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们离开了训导处。训导处只留下了曹老师、林怀斌和我三个人，显得静谧。站了一会，我又说话了：“曹老师，我们要上课啊！缺了课，是补不了的。”他说：“你们要写检讨，承认错误！”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错误，怎么认错？”双方如此僵持了一会，他便让我们上课去了。

平时，曹老师从不露笑容，一副严肃的样子，显得威严，学生们都很畏惧他。通过这次我和他的交锋，我感到他缺乏心计，比较鲁莽，办法不多。我同林怀斌走到教室，隔着窗户，往里一看，同学们哪里是在上课哩！老师虽在讲堂上讲，不少同学却在下面做着各种小动作。当同学通过窗口看到我和林怀斌时，课堂的秩序更乱了。不久，下课铃声响了起来，老师走出教室后，同学们纷纷地迅速走出了教室，围着我俩，轮着问道：“你们说出了我来吗？”等同学稍微平静下来，我便对他们说：“我们挨打了，被罚站了，被逼问了，但我们谁也没有说出谁。”听了这话，同学们都高兴地笑起来。突然有个同学问道：“以后怎么办？”我回答说：“这要大伙一条心，晚上得开个会。”听了这话，同学们纷纷称是，就从我们的身边散开了。

上晚自习的时候，我从课桌的凳子上站了起来，说道：“同学们，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啊？”很多同学纷纷附和我的建议。我说：“要开会，就得选举出主席。”发言的同学都说：“你就来主席吧！”我听了这话，一边离开桌凳，一边走向讲台，一边问道：“我来当主席，大家都赞成吗？”同学们高声地回答“赞成！”我就登上讲台说：“现在要商议的议题，就是美术课堂上的事情。”然后，我讲了和林怀斌同学被叫到训导处所发生的事情的过程，总之是没有说出一个同学，并且追究曹老师，为什么不问个青红皂白就体罚我俩，就打人！说现在要讨论的是下一步怎么办？因为卷入这件事的同学很多，议论起来七嘴八舌，相当热闹，可说是群情激奋。我听了同学们的意见后，便说：“我们都是同学，不能出卖同学，要团结起来，先要搞清楚的是，美术课老师为什么不上课，冲出教室？曹老师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体罚我俩，就打人？还不准我们上课？这太不讲理！我们要把这个理，请曹老师讲清楚！”我这么一说，同学们更火了。接着我又提出动议：我们要到训导处请愿去！我的这个动议，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赞成，有的同学喊道：“走！到训导处去！”同学们纷纷地站了起来，向教室外走去，我和同学走近训导处时，发现有些同学迟疑了，放慢了脚步，不敢往前走了。我便说：“快走！到训导处去！”到了训导处，不见曹老师，一位值班的老师问我们有什么事，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要找曹老师。这位老师说：“曹老师不在，你们告诉我吧！我会转告他的。”我就把我们要曹老师说清楚的问题告诉了他。他说，“你们回教室去吧，明天，我会转告给他的。”同学们在训导处闹了一通，退出了训导处。我记不清楚了，是当天晚上呢，还是过了一、二天的晚上，我还集合了到校长家里当面向曹典球校长请愿，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曹老师要道歉；二是要上美术课。曹典球校长是位慈祥的老人，沉静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后，说：“我知道了！回去吧！我会处理好这事的。”我们就从曹校长家里走了出来。

这事闹了好几周，一直僵持着没有结果，期间发生两件事：一是高三的几个篮球队员晚上常到食堂去打游击（就是去吃饭，吃好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违反学校纪律，多吃多占，高一的学生联合其他高中的学生将高三的毕业班学生围困在寝室里，要求学校开除或者退学；二是当时吃饭八个人一桌，菜是不错的，有四个菜，班上几个同桌吃饭的同学，因为抢菜吃，学校决定将这桌同学分开，插入到其他桌中去。我对他们说“抢菜总不好吧？”他们说：“我们以后决不抢菜了！”我找了学校有关方面，反映了他们的意见：一是不将他们分开，让他们改好；二是一定要分开，也得切实保证他们不受欺侮，能正常地吃好饭。有关方面采纳了我的第二点意见，经过学校这一整顿，食堂吃饭的秩序变好了。通过几件事之后，同学们可能看到我有智慧，有组织能力，能担当，又很仗义，便信任我了。这就是二年级一学期的事情了。

所以在反饥饿，反迫害，要和平，反压迫，反内战的运动里面，只要我一站出来，同学们就跟着我上街游行了，我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学生领袖。

采访者：国民党方面有没有在中学当中发展组织？

张忠培：我不知道，我到解放后才知道有三青团。那个时候，我投入学生运动，就是对现实不满，觉得国民党腐败，光复以后，国民政府的接收官员，搞“五子登科”，苛捐杂税，美国商品充塞市场，中国市场经济萧条，民族经济衰败，生活中到处是美国的救济品，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我们称之为“市虎”。当时美国人通过救济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渗透，给你发美国饼干，给你美国布，或者去青年会喝牛奶不花钱，这类事情我都不会参与，觉得一个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尊严。同时，我也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