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前院长张忠培先生访谈录
故宫前院长张忠培先生访谈录
2017-07-05 11:45 来源:北大培文图书
原标题：故宫前院长张忠培先生访谈录
本文节选自《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编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张忠培先生因病去世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故宫博物院
2017年7月5日
张忠培，1934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7年至1961年留校跟随苏秉琦、林耀华先生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初入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人。历任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副主任、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和职称评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1987年调入故宫博物院任院长。1991年后主要从事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先后参与或直接主持了陕西华县及渭南、吉林市郊、白城地区、黑龙江饶河及虎林、内蒙古通辽、湖北江陵纪南城、河北蔚县、山西晋中、忻州等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以及内蒙古赤峰、河套地区的区域调查与研究工作。
主要论著：《中国北方考古文集》，《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元君庙仰韶墓地》，《晋中考古》，《忻州游邀》，《华县泉护村》（合著），《中国通史·远古时代》（合著）等。
下文为对张忠培先生采访的部分内容
采访时间：2011年12月29日，2012年2月22日至3月20日
采访地点：北京张忠培先生寓所
采访者：常怀颖、李盈
采访大纲撰写：常怀颖
整理者：常怀颖
采访者：先生，您在读大学之前是在哪里读高中的？
张忠培：我是1950年春进高中的，在湖南省长沙市读高中。我在进高中之前在长沙市文艺中学念初中。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算是长沙市的一所中等水平中学。学校校长是曹典球先生，是他办的学校。曹先生是湖南大学教授，他是位很有资历的先生，据说还当过湖南省代省长，1949年以后他任过湖南省文史馆长。他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大学生，有的还留过洋。他为人很正派。1949年前那个时候因为内战，在国统区逐渐发展到要和平反迫害的反饥饿反内战社会运动。
采访者：长沙是8月份和平起义的吧？
张忠培：对，1949年的8月。当时我参加了这个运动，而且我是班上的一个领头人，组织了全班的游行。在这类事情上，校长实际上是比较支持的。我们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要求湖南的家长程潜出来主持和平。我们那个时候是住校的。一次我领着同班同学到城里参加游行之后，就在家住了一晚。
采访者：您家就在长沙市？
张忠培：对，我家在市里。游行完了以后我就住在家里了。第二天一起来，很多的商店都没有开门，到处都贴着标语。标语主要写的就是“朱毛不死，大战不止，国难不已”，“共产党改国旗，换国号”、“共产共妻”之类的标语。我们原来游行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游行还有什么危险，但这样一看，还有这样的危险。当时我通过这些标语，看到国民政府正在磨刀霍霍，但心里还是很平静的，虽然那个时候我才14岁多，也不太懂事，也不能说不懂事，因为政治上要比你们这些青年们要成熟。之所以成熟的早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太多。我是1934年生的，三年以后卢沟桥事变。
采访者：属狗的？
张忠培：对。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蒋介石为了焦土抗战，火烧长沙，我们家里就被烧了。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我也有记忆。抗战期间，长沙经过四次沦陷。每次沦陷，我们就要躲到乡下去，就在长沙县。
采访者：先生，您家解放初划成分时，算什么成分？
张忠培：我们家里是这样的，如果算成分那就算工商业兼地主。我们家里有好几个店铺，有药房，还做颜料生意，乡下还有8石田。
采访者：颜料是染布的颜料还是画画的？
张忠培：都有。还做一些装修房屋用的东西。
采访者：无论是抗战还是内战，尤其是西药，这是很紧俏的，当时从哪儿进货呢？
张忠培：那我就搞不清楚了，我年轻的时候，记得家里为了进货，要派人去广州，甚至派人常驻广州，也派人去过武汉。
采访者：您在家里是老几？
张忠培：我在家里呀？男丁我是老大，上面有个姐姐。我的父亲是长子，我是长孙。我家里的家业是我祖父搞起来的，我祖父排行第九，他叫张福星，有过堂号称张福堂，人们叫他张九爹（即爷）。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很贫困，在农村待不下去了，他就到城市来当大师傅。
采访者：做饭？
张忠培：对。我的祖父一直到他发了财，很有钱了，家里的菜还是他自己炒。他发财了，就回乡买了土地，有八石田，城里有几个铺面，有的时候还到长沙以外的城市开一些店面。当时地位就不一样了，待遇也不一样了。我祖父是一个好人，我的记忆里，任何人求他办事，他都提供帮助。到了解放后，我就知道所有和他交往的人没有不欠他钱的。我亲眼看到的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长沙市当时有挑担子、提篮子做买卖的人，一般都是卖菜卖肉的，我祖父早上起来，坐在门口买菜，会和这些挑担的生意人聊聊天，这样就认识了不少人，其中就有一个卖肉的。有一次他跟我祖父说，他想进一批货，就是进一批猪，可是有一个困难，没有钱，能不能借点钱给他。我祖父问他要借多少？他说150块大洋。他这么一说，祖父就答应借给他150块大洋。我父亲、我叔叔都反对，但他还是借了。还有一个就是卖皮蛋的，经常给我们送皮蛋，有一次也谈起要借钱，他就借给他二、三十块大洋。
我祖父这个人自己生活一直很节省，但经常帮助别人。结果解放后搞三反五反，清查资本家，他就被人家提过去了。提过去了以后，我听到的是让他写过一个检讨，按过一个手指头印。他回来以后就默默不乐，很少开口说话了。他没有受过这个委屈，感到丢了大面子，是奇耻大辱。后来我上大学期间，他就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待在家里，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人世。
当时我们也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社会上已经在提倡划清界限，在理智上，我觉得他是剥削者，可是在情感上，我总觉得他为人善良，是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