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历经21年申诉：聂树斌案再审背后的“推手”们(2)

刘金国当即宣布成立两个专案组：由省公安厅刑侦局牵头，广平县公安局配合，对王书金案进行严格调查；由河北省高院牵头，石家庄中院配合，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那场汇报后不久，刘金国调任公安部副部长。接着，河北省政法委2005年第37号会议纪要决定，对聂树斌案不起诉。

由于牵扯进聂案，49岁那年，郑成月被离岗了。临走前他去看守所看了王书金，告诉他别有压力，不管到哪儿都如实说话。

“这些年在体制内有不少助力聂案的人，郑成月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一位多次采访过聂案的记者透露，更多人在暗中推进着聂案的重审。

2014年，中国司法体系刮起了一场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坐了八年冤狱的念斌得以昭雪，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各级法院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表示，将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庭审实质化，防止庭审“走过场”，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

这一年年底，张焕枝收到消息，聂案移交山东省高院异地复查。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破天荒在全国人大面前表达歉意，对错案的发生表示“深感自责”“深刻反省”。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两高”报告时，多次提到聂树斌案。

媒体人接力

“一案两凶”的吊诡事情最早被《河南商报》捅了出来。

2005年2月底，《河南商报》跑公安口的记者楚扬得到消息，告诉了代行总编辑职权的马云龙。学法律出身的马云龙当即拍板要做，并加派了机动部记者范友峰一起去河北采访。

3月15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一文出现在《河南商报》上。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马云龙担心报道迫于压力无法传播，在报纸排版时，让编辑把稿件同时发给全国一百多家有通联关系的媒体，同时附上八个字，“不收稿费，欢迎转载”。第二天，报道同时出现在全国多家媒体上，网易、新浪上的帖子一天之内就跟了七万多。

河北省政法委随即向媒体表态，说要立即成立由省委政法委牵头、省公检法司机关参与的联合调查组，一个月内公布结果。

其他媒体也紧随其后，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接力赛。

3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聂树斌冤杀案”悬而未决防“勾兑”公众吁异地调查》一文。记者赵凌继《河南商报》之后迅速跟进，采访了几乎所有涉事人员，还原了诸多细节，编后语则呼吁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

这之后的11年，《南方周末》从未放弃过对聂案的关注。

“每年都在找各种角度想办法报道这个案子”，“85后”记者刘长在2012年入职《南方周末》，并从赵凌等前辈手中接过了聂案的“接力棒”，“虽然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报纸的事情，有这个责任感，也都在等着（真相）这一天”。

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加入到关注聂案的队伍中。刘长记得，2013年王书金案二审开庭时，各路媒体云集邯郸。开庭前一天，邯郸下了一夜雨。第二天，记者们举着牌子在邯郸市中级法院门口要旁听证。最终，他们并未被允许进入庭审现场。

若干年后，媒体已经从当年报纸领军的时代，进入了微博、微信的时代。那些当年举着牌子在法院门口要旁听证的记者们，有人转型，有人创业，有人出国继续深造。但当最高法院提审聂树斌案的消息传来时，大家还是在社交网站上刷屏了，“正义不在当下，但我们必须要得到”，“来得迟了些，但终于等到了”。

死磕的律师们

媒体人接力的同时，律师们也纷纷加入到聂案中来。从张思之到李树亭、陈光武，接手过聂案的律师亦经历了几代人。

早在2005年《河南商报》第一篇稿子见报后，李树亭就接手了聂案。

“我有个天大的案子你敢不敢接”，2005年，聂母张焕枝在电话里问李树亭。不久，张焕枝和记者楚扬登门拜访。

成为聂案代理律师后，李树亭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调查取证工作。

他走访了聂树斌的工友，找到带班师傅、车间主任，并多次走访受害人康家。在工人们的描述中，聂树斌老实，不爱说话。至于当天的出勤表，则被警方拿走，至今下落不明。在受害人康某的工友处，李树亭拿到一个细节：康某的尸体第一时间被工友们发现时，牙齿被打掉，赤裸下身，短背心被撩到脖子处，脸上有苍蝇，但没有人提到一件花上衣——这在之后被检察官认为是勒死康某的物证。

康父告诉李树亭，警方从他们家里拿走过花上衣和连衣裙，之后又不知从哪儿拿来件花上衣让康父辨认。而据他的分析，用绳子勒死人容易，但用衣服并不容易。且在王书金的供述中，也没有提到什么花上衣。

“聂树斌的案子，没有任何一个直接的人证，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举报他强奸杀害了康某；也没有物证，没有精斑、体液、毛发等，受害人衣物上监测不出来，现场也没有聂树斌留下来的任何东西。强奸都不成立，又何以杀人？”李树亭用“漏洞如筛”四个字形容此案。

而聂树斌直到被枪决，他的家人都没有收到过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没有判决书，也就无法进行申诉。2007年，李树亭找康家要判决书。第一次，他被骂出了门。几次造访后，康父终于被打动，把判决书给了他。李树亭一激动，一下子复印了20份。这一年底，案子转到河北省高院处理，但仍然没有进展。

由于难有新的进展，聂案的关注度一降再降，几近被遗忘。

到了2011年9月11日，山东几名律师再次就聂树斌案发起研讨会，请来多位专家学者及聂树斌的家人，希望让案子再回到公众视野。刘长和几名记者从北京赶往石家庄。主办方先在军区宾馆订了个会议室，因为已经预计到这个会议室可能用不了，又在对面宾馆开了另一间会议室备用。

2015年3月16日，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李树亭和另一位代理律师陈光武先后接到电话：律师可以阅卷了。自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以来，这是中国法院系统首次向律师公布聂树斌案侦查、一审、二审的全部卷宗。此前，许多律师、学者乃至社会公众认为卷宗一旦披露，聂案便会毫无悬念地得到平反。

当晚，关于聂案阅卷的新闻铺天盖地。以至于第二天一早，律师们继续查阅、复制卷宗前被要求签署保密承诺，其中包括不能泄密，不能向媒体单方通报案件。

3月17日上午，张焕枝带着律师们赶到济南时，聂树斌案卷宗3本、王书金案卷宗8本、河北政法系统复查卷宗6本，已由法院准备妥当。对李树亭等人来说，王卷已属“可望而不可即”的申请范围，复查卷完全是意外收获。

如此完整的卷宗让为聂案奔走数年的律师们兴奋不已。4月30日，63岁的陈光武再也坐不住了。他把对山东高院的保密承诺抛诸脑后，一夜连发10篇博客，披露出卷宗中的多幅照片、多处文字记录。

在山东省高院，只要有聂家亲属、聂案律师出现，他们就会有一整套“隆重的仪式”。除法官外，会见过程中一定会有两名全程记录的书记员、两台全程跟拍的摄像机，以及山东省内媒体大众网的记者。

对这套充满仪式感的行为，山东高院的解释是，这是中国的重要案例，要保存历史，留下档案。

和之前在河北高院屡屡碰壁相比，李树亭对山东高院的工作很满意，“基本上他们有的东西都给我们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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