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历经21年申诉：聂树斌案再审背后的“推手”们(3)
2009年11月，赵凌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篇报道，《“聂树斌案”翻案渺茫》，其中语调悲观地写道：“真相可能永远死去。”但在这篇报道中，法学教授贺卫方依然在急切呼吁：“现在这个案件对整个体制是一个考验，让国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不再是草菅人命的做法，不再恐惧蒙受冤屈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相信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希望有关部门能抓住这个机遇。”
自“真凶”王书金出现后，聂案成为贺卫方倾注心血最多的案子。
2007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公开透明再审聂树斌案。两年后，在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的贺卫方在博客上称自己“身在石河子，心忧石家庄”。2011年，贺卫方参加了石家庄举行的聂树斌研讨会，60多名与会律师和学者，通过了致最高法院和河北省高院的呼吁书，要求重审聂案。
与此同时，以聂案为主题的研讨会、法律沙龙在法律人中持续进行着，一些新的计划也因此衍生出来。2014年5月23日，律师张青松和学者吴宏耀共同发起“蒙冤者援助计划”。在它之前，还有律师李金星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学者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和律师杨金柱发起的“冤弱法律援助中心”。这些名称不一的项目有着共同的主旨：从层出不穷的疑似冤案中选出最为重大的案件，免费为那些“重罪案件中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
聂树斌案在几个计划中同时出现。在学界和律师们看来，这不仅缘于聂案自身的标本意义，更像是一起呵护着一盆炭火，不灭，不尽，就能熬过寒冬。
2016年6月8日，聂案终于迎来转折。山东省高院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因此已建议最高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聂树斌案。
“我知道法律会给我儿子一个清白”
6月8日上午，山东省高院。
张焕枝从书记员手中接过再审决定书，静默了几秒，强忍着没哭出声。
从王书金出现后，她的生活已经简化为“申冤”。
马云龙第一次见到张焕枝时，她只是“一个精神上被摧垮的农村妇女”。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的十年里，尽管不相信儿子是凶手，但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彼时在下聂庄，因为出了“强奸犯”、“杀人犯”，聂树斌的父母饱受歧视。张焕枝一度拒绝对外人透露儿子“不在了”的原因，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让她更是不安和警惕。
2005年以后，她开始以每月至少一次的频率去河北高院。从下聂庄到河北高院，大约有15公里远。张焕枝要上访，必须先从村里骑电动车3公里多，到了石家庄市动物园，再寄存电动车，坐旅游5路公交车，15站之后，再换乘一站公交车，最后再步行数百米，到达河北高院。
负责案子的法官王琪态度挺好，说您大老远来了不容易，高院没有把聂树斌的案子放下不管，回去等着吧。张焕枝就这么等着、上访、再等、再上访，久而久之，这似乎成了她做母亲的仪式。
十几年下来，马云龙发现，张焕枝成了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很强、能讲很多法律条文的人”。她会学着记者、律师们的思维方式和说话语气，会引用中央领导“依法治国”的讲话。她害怕自己说错话，说出没质量的话。
“这个结果跟我想的一样！从济南回石家庄的车上，张焕枝又接到媒体的电话，她高声说，“我知道法律会还给我儿子一个清白！
●资料来源：新华社、《法制日报》、《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等
《Vista看天下》351期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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