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投是如何诞生的：爱迪生发明电灯背后推手(2)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ARD并非美国战后成立的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1946年初，两个富有的东海岸家族就已经先于ARD建立了其各自的风险投资机构，他们就是同样著名的惠特尼公司(J.H. Whitney &Company)和洛克菲勒兄弟公司(Rockefeller Brothers Company)。

　　但ARD是美国第一个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公司，他的资金并不依赖于富有的个人，而是源于保险公司、教育机构和投资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这极大地扩展了有助于增加风险资本总额的潜在资金额。同时，ARD还与众不同地寻求使企业管理变得更加专业和透明，并愿意为此向新建立的小企业提供管理支持，而随后的历史证明这比单纯的资金支持更加重要。

　　点燃创业的激情

　　人类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习惯性地低估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头脑中的美好要转换成现实中的强大，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强大而真诚的意愿，有时候还要依靠丰厚的物质奖励去赢得社会的认同，而后者往往才是真正的难点所在。对于ARD的起步与发展，问题同样如此。

　　截至1946年底，ARD只卖出了总计20万股中的13万股，350万美元的总筹资额中有180万美元来自9家金融机构、2家保险公司和4家综合性大学，其余的资金都来自于单笔投资不得少于5000美元的个人投资者。这对于这些心怀梦想的人来说，不啻于一个巨大的打击。

　　当银行和董事们还在为筹钱焦头烂额的时候，ARD的运转已经开到了最大马力。蜂拥而入的上千家公司已经让这里无法再享受闲适的生活，对变革的向往让这些人不再畏惧前途略显渺茫的生活。弗兰德斯不断强调ARD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场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很多人常常问我仅凭这几个人怎么开展工作，

　　我的回答是我的工作团队其实是整个美国”。

　　社会的巨变也在呼应这种全新的资本运营模式，战争这时成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分水岭。

　　战争鼓励冒险，商业竞争则证明这种精神的价值远超想象;战争改变了资本市场，战时开发的新技术让很多投资者更愿意冒险去支持这些项目的发展;战争改变了市场，盟军的胜利和凋落的欧洲意味着美国企业必将突破北美;战争还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加速形成，《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几百万人走进大学，培养技术专家和企业家成了全社会的诉求。

　　战争也促使政府开始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1938年，纯理论科学的研究经费还不足4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行业资助。但到了1943年，仅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就与大学签订了90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基础研究的蓬勃发展，意味着新的商业机会即将迎来井喷。

　　从一开始，ARD就设置了非常高的准入门槛。他们拒绝了在极地冰层下开采石油的商业计划，拒绝了在机场修建脚踏车跑道的建议，也拒绝了用热水肥皂沫代替厕纸的想法。他们只关注新兴产业以及在新兴产业中拥有核心技术的代表性公司，在任何一个财政年度，ARD投资的商业计划比例都不会超过总申请数量的4%，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只占总量的1%~2%。

　　1946年底，在做了大量工作后，ARD终于选定了第一批的3家新兴公司：生产气化润滑油注入装置的Circo Products获得了15万美元;生产高压发生器的高压工程公司获得了20万美元;还有15万美元投给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是历史上第一个涉足原子学领域的商业企业，但当时，这家因出售放射性同位素和制造放射性探查设备而闻名的企业已经濒临破产边缘。

　　第一轮投资反映出ARD的投资理念已经超越了“货币投资”的阶段，上升到了包含必要时提供管理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的境界。多里奥特进入了高压工程公司的董事会，康普顿加入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董事会，多里奥特的助手罗伯特·霍农(Robert Hornung)则成为了Circo Products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在1949年年报中，多里奥特对这一做法解释道，“无畏而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与明智且经验丰富的长者组成的管理团队一定能获得成功”。

　　不过直到那一年年底，除了花钱如流水，ARD还没有做过一件被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公司41%的已支付资金全部投资在缺乏流动性的投资项目上，这意味着公司没办法获得短期回报。而在已经投资的8家公司中，只有两家实现了盈利。多里奥特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ARD失败了或者是业绩不好，那么这种实验性的风险投资操作都很有可能会从此销声匿迹。

　　持续的亏损和紧张的筹资造成的糟糕财务状况，几乎贯穿了ARD最初几年的经营活动。“当公司组建时，有人就曾说过只要10个项目中有一两个项目成功，那么ARD就做得不错了。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实际业绩明显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1948年底，在给股东的信中，多里奥特写到，“公司能够在明年实现盈利，ARD将成为向有潜质的美国企业提供资本支持的重要因素。”但那一年，ARD又亏损了44000美元，公司资本已经减少到了120万美元。

　　从这个意义上讲，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成功无疑太重要了。1948年，该公司收入翻番并获得了37000美元的利润。于是，ARD宣布他获得了第一笔37000美元的资本利得：他以每股29.93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其持有的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1765股股票。

　　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威廉·巴布尔(William Barbour)对多里奥特极尽溢美之词。他称后者在关键时刻将他从日常琐事的纠缠中拯救出来，从而把握住了企业最佳的成长机遇。这让多里奥特信心大增，而改变历史的机遇也终于在坚持中逐渐到来。

　　DEC：风险投资的催化剂

　　当奥尔森(Kenneth Olsen)和他的同窗好友安德森(Harlan Anderson)拿着一份4页纸的商业计划书，站在ARD的评审团面前并告诉后者他们将制造出比IBM更便宜的计算机时，改变风险投资历史的大幕已经悄然拉开。只不过，当时身在局中的大家都对此茫然而不自知。

　　多里奥特认为奥尔森是“一位少见的一流素质的人”，这使他下定决心支持奥尔森当时尚算粗糙的创意。多年之后，多里奥特当时所信奉的这条原则成为风险投资领域共同的圣经，“可以考虑对有二流想法的一流企业家投资，但不能考虑对有一流想法的二流企业家投资。”

　　奥尔森所要求的投资只有10万美元，但他们计划进军的计算机领域却令ARD难下决心。当时，这个价值25亿美元的计算机市场已经被IBM等企业瓜分殆尽，很多红极一时的美国企业都在涉足计算机市场时损失惨重，ARD不相信区区10万美元就能动摇现有的行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