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投是如何诞生的：爱迪生发明电灯背后推手(4)

　　在编写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时，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目的是想借助该法案禁止投资公司通过投资控股方式把触角伸得太长，而投资控股恰好是20世纪20年代时投资公司惯用的手法。于是，法案规定一家投资公司不能持有另一家投资公司超过3%以上的普通股。有了这项规定，马萨诸塞州投资信托公司就无法大量买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发行的股票。

　　幸运的是，ARD的创始人们拥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人脉关系，这为他们争取到了很多政策特权，其理由是这样做符合公众利益。这些豁免权包括允许ARD持有其他公司5%以上的股权，允许其他投资公司购买ARD不超过9.9%的股权，允许ARD向投资公司出售股票。最后，基于ARD已经收到了300万美元的股票认购款，ARD的股票发行计划也最终获得批准。

　　但政策的制约至此并未被梳理完毕，更大的问题一直在等待着多里奥特和他的支持者。

　　从1959年开始，多里奥特的公司开始面临一种新的局面，那就是新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采用一种诞生于德州石油勘探工业的有限合伙制。这种形式不但可以要求合伙人不参与管理，还可以使那些基金管理者在获得常规管理费的同时，再以免税的形式获得部分投资盈利。

　　不过，所有这些好处，作为上市投资公司ARD的高管们无缘分享：按照法律要求，他们不能购买那些受资助公司的股票期权。资金供求双方的境遇因此经常呈现出强烈的对比：那些受资助企业的创立者们经常因为公司上市而身价倍增，ARD的高管们却只能要求最多2000美元的加薪。多里奥特为此多次向美国国会和证监会上诉，但每每无功而返。

　　作为ARD公司总裁，多里奥特从来不急功近利也不甚计较私利。他结婚48年，膝下无子，因此他专注于培养手下并将他们视若己出。他说：“当你有了孩子时，你不要期望他给你什么报答。当然，你可以希望孩子将来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对你最好的报答。但是，如果一个善良忠诚的人没有做出作为报答的成绩，我也还是会看重他的。”

　　上世纪60年代晚期，年事已高的多里奥特在寻找继承人时，相中了他以前的学生汤姆斯-佩金(Thomas Perkins)，佩金当时领导惠普的研究部门颇有建树。令多里奥特失望的是，佩金找了一个礼貌的借口婉拒了他的盛情邀请，显然，佩金隐藏了自己的实际动机：他拒绝多里奥特，其实是因为ARD的结构决定了作为其领导者的总裁不可能赚到大钱。

　　此后事情的进展不出预料。1972年，佩金在参与建立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时把他建成了有限合伙人公司。之后不久，多里奥特终于认清证监会不会就股权问题做出任何让步。于是，他无奈地宣布ARD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尽管他当时依然持有超过120家高科技公司的股票。又过了不久，年事已高的多里奥特将ARD并入了飞行器托拉斯公司Textron并在之后宣布正式退休。

　　历史令人唏嘘不已。但同样对于这段历史，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大卫-休(David Hsu)有着自己的解读。他告诉那些ARD的缅怀者，虽然ARD因为结构的致命缺陷而无法良好运行，但他在风险投资行业留下了长足的影响。到多里奥特把ARD卖给Textron时，“风险投资已经成为经济的一部分，ARD只是在其历史使命完成后退出了舞台。”而对于多里奥特这位曾以解决美国的低风险经济难题为己任的开拓者来说，这足以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