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投是如何诞生的：爱迪生发明电灯背后推手(3)

　　为了掌控公司以规避风险，ARD最终以7万美元换得新公司77%的股份。同样是按照ARD的要求，新公司被最终命名为数字设备公司(DEC)。ARD不希望新公司因名称中包含“计算机”之类的字眼而激怒强大的IBM公司，因为这会令新生的公司尚未成功就胎死腹中。

　　ARD还严令奥尔森必须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因为在ARD的董事会中，弗兰达斯和福特等重量级的董事都年事已高，他们可能不愿意在有限的生命中继续投资一些不能在短期内实现盈利的企业了。奥尔森马上就就答应了这些看似严苛的要求，“没关系，我们可以保证第一年就实现盈利，我们还能保证我们新公司的利润率一定会高过那些著名的计算机公司。”

　　这种为寥寥数万美元出卖公司控制权的做法在今天看来颇不明智，但奥尔森和安德森却对这一协议全无异议。“他们不知道别的公司如何分配股份，但他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接受ARD公司提出的分成法和7万美元，要么连同投资款、创意和公司都放弃。”

　　事实上，奥尔森毫不在意这份协议条款的严格：“7万元的好处是你必须锱铢必较地勤俭创业。”同时，尽管多里奥特直到1972年才最终进入DEC公司董事会，但他从一开始就是奥尔森最坚定的支持者，并对公司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都令年轻的奥尔森受益匪浅。

　　在那之后的9年时间中，DEC公司再未进行任何股权融资，直到公司上市，因为ARD的支持不仅包括股权融资。1958年，ARD为DEC提供了一笔3万美元的贷款;1963年，当DEC公司需要更多资金以发展自己的计算机业务时，ARD为他提供了一笔30万美元的贷款。

　　员工高涨的热情更是极大地弥补了资金短缺的瓶颈。创建的第一年，DEC公司就推出了第一批产品——数据实验室和数据系统组件，为公司带来了139.4万美元的收入和少量的盈利。在当时的新建企业中，这一少见的佳绩意味着DEC公司可以开始实现其计算机梦想。

　　1960年底，DEC公司的第一台计算机——程控数据处理机(简称PDP-1)上市了。PDP-1把通用计算方法带给了新的用户阶层。他的体积只有冰箱那么大，他和显示屏一起组装在一个落地框架里，这在当时的计算机行业中是前所未有的。尽管PDP-1只有4K的内存，每秒钟只能进行10万次加法运算，但其12万美元的价格足以抵消所有的不足——他太便宜了。

　　成功很快转化为吸引优秀人才的巨大魔力。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MIT那些杰出的师生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1960年6月，贝尔(Chester Bell)来到DEC。在这里，他成为仅次于奥尔森的二号人物，正是他创造的计算方法使DEC公司成为IBM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965年，DEC公司推出了PDP-8计算机，其定价竟然只有18000美元，这一价格远远低于其他公司任何同类产品的价格，PDP-8立刻成为市场热门。随后15年中，DEC公司卖出了5万多台PDP-8，这使得DEC的收入在随后20年中始终呈现出几何增长的强劲势头。

　　没人知道这家公司的极限在哪里。1986年10月，《财富》杂志把奥尔森评为美国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其排名甚至在汽车大王福特之前，这一切依稀如同今日之乔布斯。这时，DEC公司的销售收入达到130亿美元，其纯利达到了惊人的11亿美元。这时的DEC公司拥有雇员112万人，并在《财富》500强榜单上杀入了前30，他已经是马萨诸塞州最大的雇主。

　　作为资本大戏的最高潮，1966年8月16日，DEC公司成功上市。奥尔森突然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当初放弃的控制权为他带来了5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尽管他仍然坚持穿着那套皱巴巴的衣服，但他也承认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巨变，“我现在可以再买一把独脚椅了”。

　　比奥尔森更高兴的当然是ARD。这一天，ARD公司的账户中增加了3850万美元。这意味着在过去的9年中，ARD的投资年均资本回报率高达100%。而在巅峰期，最初的7万美元总计为ARD带来了高达3.7亿美元的收入，这一数字已经相当于当初投资额的5000倍。

　　在20余年的岁月中，多里奥特曾先后帮助那些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创建过150家公司，其中成功上市的也不在少数。但其中再没有任何公司取得堪比DEC的辉煌。如果从公司成立之日算起，ARD的年均综合回报率约为14.7%;但如果没有DEC，这一数字仅为7.4%。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投资回报非常规的高企，通常都是资本游走的惟一动力所在。于是，作为风险投资历史上最伟大的产业催化剂，ARD在DEC上收获的巨大资本回报标志着一个属于勇敢者——风险投资家的时代至此终于正式到来了。

　　护花春泥的荣与衰

　　从某种意义上说，ARD的成功率先成就的却是作为新英格兰地区竞争对手的硅谷地区。

　　从DEC的成功和ARD创造的财富神话开始，硅谷高科技企业中迅速兴起了一类新的金融家——风险投资家，而其代表无疑就是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和曾为“八叛逆”之一的尤金-克莱纳。前者同时还是举世闻名的硅谷四大风险投资家之一，另外3个分别是阿瑟-洛克(Arthur Rock)、约翰-杜尔(John Doerr)和维诺德-科斯拉(VinodKhosla)。

　　这些企业家在成功创业后，又把他们积累的资本连同那些更为重要的制造工艺、运作经验和产业联系网，重新投入到那些有前景的企业中。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大量参与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他们提供商业计划建议，帮助企业寻找合资者，招募管理者，当然也直接出任董事。

　　政府政策的调整也在这时促进了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宣布将风险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从49.5%减少到了20%。养老基金等社会资本因此更容易投资到风险资本合伙企业中去。也是从那时开始，美国社会资金向风险资本的流动有了明显的加速。

　　以占经济总产出的份额来衡量，美国风险资本产业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的风险资本产业也经历过迅速的增长。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增长更加迅速，这意味着他实际上拉大了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

　　与人们想象的情况高度一致的是，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的投资相当集中。从1965年到1992年，四大产业——办公和计算机、通信和电子、制药和科学仪器——共同占据了所有美国风险资本产业投资的81%。到上世纪90年代，因特网相关投资又占到风险资本投资总额的70%以上。而所有这些部门，恰恰构成了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赢得与全球比较优势的关键。

　　但就在产业逐渐繁荣的时候，ARD却出人意料地日渐凋零，直至最终成为护花的春泥。